洪秀全所处的时代时逢中西交冲，身处千年未有的时代变局，他左支右绌，无力应付。在太平天国所有来访的传教士中，美国人罗孝全是最受礼遇的一位，因为他曾是发迹前洪秀全的宗教老师。然而正是这位自称一直是洪秀全“革命运动的朋友”，在与洪秀全相处不久后即想方设法逃离天京，与太平天国反目成仇。1862年2月4日，罗孝全在《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说：
在他们中间生活十五个月后，我的态度完全转变了。我现在反对他们的程度并不亚于我当初支持他们的程度……我相信他(洪秀全)是一个狂人，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政府，根本不配做一个统治者;他和他的苦力出身的诸王，没有能力组建起一个政府，甚至无法组建一个像衰老的清政府那样带给人民同样利益的政府。
罗孝全的离去与反目，成为太平天国与西方传教士、基督教彻底破裂的标志与象征。过去曾持同情、观望态度的西方列强，转而将枪口对准了太平军将士。英、法两国除在上海外围与宁波地区直接出兵进攻太平军外，还准许戈登、日意格等现役或退役军官受雇于清廷，组织常胜军、常捷军等残酷围剿。仅就这一重大战略的失策，也足见洪秀全严重缺乏战略家的眼光和胸怀。
而西乡隆盛能够成为一代明君明治天皇的老师，可见其才学能力非同一般。
西乡出身于萨摩藩一个地位低下的武士家庭。这个时期的武士，非常看重笔尖口头功夫。西乡从小受到传统武士教育，通过严格的武士训练，逐步掌握了剑术、弓术、马术、柔术、炮术和枪术。武士家庭生活环境的熏陶和严格训练，不仅使其养成了尚武的习性和刚健的气质，而且深深扎下了忠孝仁义的道德观念。他不仅博学通才，而且识见超人，具有谋事的眼光与魄力。他在维新期间可谓叱咤风云，有胆有识，先后建立“萨长倒幕同盟”，策划“王政复古”，实现“江户无血开城”，创立警察制度，完成废藩置县……在近代日本历史上功勋卓著，万人敬仰。
西乡隆盛通晓世界大势，更能在时代的大潮中相时而动，搏击中流。他与大久保利通掌握萨摩藩藩政藩军后，锐意改革，扩充陆海军，实行近代化建设，积极准备打倒幕府。为了取得英国财政、军事和技术方面的援助，甚至不惜和曾与萨摩交过手的外洋仇家——英国结成了“萨英同盟”。为了顺应时势，曾经一度为“攘夷”奔走呼号的西乡，却不盲目排外，而知顺时而动，通达权变。历史上的萨摩藩，在西乡执政时期，就早已有了西式的军工厂，并由英国提供大批军火。在后来的倒幕战争中，萨摩的火枪队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西乡在倒幕成功后曾派遣精通火器的手下出洋学习，部属们在申领出洋经费时，慷慨陈誓，倘此去不能习得西人火器精妙，必剖腹以谢其罪。近代日本武士精神和西方先进技术，就是这样结合起来的。陈独秀就曾诗咏西乡“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以利交者，利尽则散;以心交者，方能永恒】
以利交者，利尽则散;以色交者，色衰则疏;以心交者，方能永恒。通过什么途径凝聚、团结部属，这是对领导者的极大考验。
一个没有人文底蕴的人很难指望他去匡正世风人心，所以，洪秀全做事重于为人。他的手下未必没有明于英断之辈，然而被信念和信义感召而来的人并不多。洪秀全没有能力向这些人提供赖以维系的真正精神力量，在虚幻的“天国”梦想下，他只能以利禄驱众。这些人追随于洪秀全的身边，汇成了一个影响历史的群体。洪秀全之人格，能入脑而不能入心。只见其做事，不见其为人。其一生事业做得越大，身边的君子英才反而越来越少。
进入天京后，洪秀全偏处深宫，脱离群众，太平天国领袖们之间的关系日益疏远，原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变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洪秀全不能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既理政无能，又驭众无方，只能采取滥封爵赏的办法，致使矛盾更加尖锐复杂。
中国从汉朝至明清，晋爵封王一直都是一项很严肃、很慎重的奖赏制度。可是到了洪秀全这里，王爵之多之滥之乱，简直匪夷所思。到1864年6月天京陷落之前，太平天国“竟有二千七百多王”。当王爷们多得无法以字面区别时，洪秀全干脆来个数字编号，以示区分。故而出现了“368天安”，“1467天福”，“1469天豫”之类数字化的官爵，写下了中国几千年专制官制史上的奇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