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洪秀全从起义那天起，就没把心思放在用兵打仗上。每到革命事业山穷水尽的关键时刻，他总是动摇退缩，逃之夭夭。刚进入广西传教之时，困难重重，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洪秀全不堪忍受，借故扔下冯云山一个人，回广东老家继续当他的私塾老师去了。三年之后，得知冯云山在广西继续传教，且已发展了三千多名教徒，他大喜过望，立刻整好行囊，奔广西而来。到了广西，他不听冯云山韬光养晦的劝告，执意大干一场，捣毁了当地百姓信的甘王庙，引起官府注意。官府逮捕了冯云山，洪秀全吓得失魂落魄，借口回广东找两广总督营救冯，又跑回了广东老家待了一年半。等冯云山被别人营救出来，风头已经过去，他才又回到广西。洪秀全一生的“革命生涯”可以说都是误打误撞，他的投机心理与农民似的狡黠在起义之初随处可见，张宏杰总结得十分到位：
从创教之初，他就一直很少参与繁杂艰苦的具体事务，而是沉醉于制定规矩、讲究排场、编造神话、神化自己。所有政务，先是委之冯云山，后是委之杨秀清。他既没有操作具体事务的才能，也没有那种耐心和毅力。(张宏杰：《心不在焉的革命者：洪秀全》，《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6期)
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的领袖，洪秀全固然有其非凡的一面，但他始终缺乏一种企求人格圆满的自觉和警醒。这是他执迷不悟的缘起，也是其最终失败的根由。
【时代大潮中的洪秀全与西乡隆盛】
一位成功的领袖，首先应该是才智卓越的人才。以识树威，以能树威，以情固威。而在见识能力上，洪秀全与西乡隆盛亦远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洪秀全本身是一个四次落第的秀才，从他后来那些大量俚俗混杂文理不通的诗文看，他确实是一个资质平平、毫无灵气的人。他对“读书明白”之人绝大多数嗤之以鼻，自己不读书，还不许别人读书——包括他自己的儿子。“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他掀倒孔子牌位，焚烧儒家经典，捣毁庙宇偶像，尽弃所学，致力于“向西方寻求真理”。可实际上，他既没有读懂西方宗教教义，又不懂革命为何物;既不明白世界大势，更不理解资本主义为何物。
洪秀全对待文化的态度，决定了太平军的人员构成。由于科举场上的失利阴影，他潜意识中总把有文化者视为异己。太平军公开造反之后，只有少数读书人愿意参加。一听说太平军即将占领某地，读书人便闻风而逃。有些无法逃走的，宁愿自杀也不为之效劳。当太平军需要一些识字的人，在南京初次招考时，告示竟说，通文墨而不应考者斩首不留。纵然出了这种极为凶暴的公告，偌大南京被屠刀赶进考场的也只有三十多人。其中几个如郑之侨、夏宗铣等人，特意借试卷发泄敌对情绪，他们明知这样会被杀被磔也在所不顾，比不应考更决绝勇烈。可见太平军与知识阶层的对立，到了何其激烈的程度。
曾国藩正是以捍卫儒家道统为名，号召士大夫与太平天国为敌。他在《讨粤匪檄》中以充满激情与鼓动的文字写道：“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这几句话着实厉害，一下子把洪秀全摆到千年纲常名教的敌对面，摆到千千万万读书人的敌对面。清廷以传统道德的精神力量凝系了传统制度下的社会力量，时间一长，战局逐渐倒向代表传统“正道”的曾国藩一方也就势所难免了。洪秀全喝下了自己酿造的轻践文化的苦酒。
他高高在上、脱离实际更缺乏领导实践能力，最后导致军心民心分崩离析，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可是不甘于做橡皮图章的洪秀全，有时也要乱出主意瞎指挥，结果导致冯云山被清军炮击死于全州蓑衣渡。这一来使洪秀全在军事上不敢再指手画脚。没有军事指挥、行政领导能力的洪秀全，到南京后干脆退出一线，尽情享福。在豪华无比的天王府里，面对官员们呈上的奏章，他一概盖上“旨准”的图章。而越不管事，便越缺乏管事能力。到了太平天国迅速走向衰亡的后期，他完全只能依靠“天意”支撑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