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是李斯为独尊法家而建议秦始皇推行的一项国策，有诏令为证：“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随后诸生连相告引，460余人皆坑之咸阳。在天下为之怵惕的严酷形势下，文化思想之交锋，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实。
伏生是在朝博士，可能因此幸免于难，有了壁藏《尚书》的机会。然后流亡他乡，典籍得以保存，李斯“力撼法家”的图谋破产。这大概才是他们之间的真正斗法，文化大围剿与大逃亡，仅此而已。
独藏《尚书》，一代宗师的眼光
正如该剧导演王晓鹰所说的那样，“当他(伏生)把自己的生命同书籍融为一起的时候，他自己都会始料未及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他的生命遇到威胁，那他该怎么办?”这句话还凸显出该剧疏忽的另外一个问题：先秦诸子百家典籍甚多，可谓汗牛充栋，伏生为何只选择《尚书》而藏而传?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明了《尚书》是本什么书。“尚”是上古的意思，“书”是指书写在竹帛上的历史记载，所以“尚书”即是指“上古的史书”，主要记载了商、周两代统治者的一些讲话记录，其中也包括春秋战国时代根据部分往古材料添加的尧舜禹的文献汇编，如《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等等。伏生独藏《尚书》，之后又独传《尚书》，原因或在于天下情势之变化，比较各学派的优劣高下，择有用、实用者藏而传之。
当时秦始皇灭六国，并吞八荒势如破竹。在这种大势面前，孙子“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想发挥普世价值，难，难，难;老庄“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等思想，早在战国时代即已“落伍”;墨家“非攻”、“尚俭”的理念此时也与潮流格格不入;名家“白马非马”的逻辑很难对现实社会产生实质性影响;法家的严刑峻法则与伏生的家学(儒学)传统与人生理想相隔甚远。
也就是说，藏儒家的书，必然是伏生的首选。“古文”虽难，却难以阻止伏生对《尚书》的探索精研，“尧典”、“舜典”、“大禹谟”的学问渊博精深，“周盘”、“殷诰”的佶屈聱牙，都成了伏生“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的乐趣所在。也正因为如此，当秦始皇、李斯燃起焚书烈焰的前夕，伏生藏了《尚书》;当西汉帝国的大厦需要文化学术支撑的时候，他传了《尚书》，此后终于形成尚书学两千余年之无限风光。
伏生自己，也因授经而成一代儒家翘楚，赢得了崇高声誉，千年后还被统治者封了侯，称为先儒圣贤。史载唐代诗人王维曾画过一幅《伏生授经图》，图中一位老者，在教一帮弟子读书。王维认为这是个恒久美丽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