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通”是我的毕生追求
我不能整天沉浸在悲痛中，决心化悲痛为力量。从那一天起，我对阿尔巴尼亚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的钻研更加投入了。从当天下午开始，我就将报社实际上是为我一个人订的、几年来的十来种阿文报刊在几张办公桌上摊开，剪起报来，然后分门别类装订成“工业成就”“农业成就”“教育战线”“群众文艺”“历史与考古”“文艺评论”“著名作家研究”“优秀通讯”“优秀诗歌”“影视评论”十大厚本，我命名为《郑氏阿尔巴尼亚百科全书》。这十大厚本阿文剪报成了我的宝贝。我反复地看，多次有效地使用，使我对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土虽小但人民精神可嘉的“山鹰之国”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我觉得自己距离周总理要求的“阿尔巴尼亚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毕竟是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阿尔巴尼亚通”，必须读大量的阿文书。留阿期间虽然买了不少书，但在阿尔巴尼亚书籍的海洋里，我那有限的两大木箱子书，实在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王府井外文书店帮了我的大忙。整个“文革”期间，这家书店只卖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书，地拉那书店卖什么书，这里就有什么书。阿文书又非常便宜，因此，这里便成了我落脚最勤的地方。那时，我每月的工资只有62元，凭这一点钱养活一家4口人，日子过得有多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即使如此贫寒度日，我每月还是至少拿出5元钱买阿文书籍。因为我常到那里买书，书店里的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了，其中有位叫祁从贞的老大姐待我尤其热情友好，书店里每次进了新书时，她总会打电话及时通知我。后来，中阿关系急剧恶化，书店决定将阿文书下架送造纸厂造纸，祁大姐立即电话告诉我可以到书店免费随意挑书。于是，我从房产科借了个平板车，到书店将各种阿文文艺书籍拿了个齐全，甭提有多痛快了。
过了几天，我在北大俄语系读书时的老同学、我的入党介绍人、已荣任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的赵惠媛同志，也打电话通知我可以到他们公司在通县的书库取一批阿文书。七月里一个雨过天晴、骄阳似火的中午，我骑着加重自行车，从我居住的东坝河畔的楼梓庄兴高采烈地向通县奔去。骑了三十多里泥泞难行的土路，顶着火辣辣、毒巴巴的太阳，汗流满面地赶到了书库。这里是外文图书的天堂，阿文小说、诗歌很多，没用几分钟，我就挑出10多本以前没有买过的书。后来，还把30卷的《恩维尔·霍查选集》也牢牢地封在加了一块长木板的车座上面。道路坎坷，烂泥满地，不时还要趟过脚脖深的污水。我担心车子倒了把书弄脏、弄坏，干脆不骑车了，手推车子吃力前行，硬是用两腿量了三十里泥泞路。赶回村边时已经是村烟袅袅做晚饭的时候了，我累得口干舌燥，凉白开水连喝三大杯还不解渴，可心里却是甜丝丝的。
“文革”后，我又重回社科院外文所工作。1990年夏天，应阿尔巴尼亚的特别邀请，我作为阿尔巴尼亚学学者和作家，再次访阿一个月。在阿尔巴尼亚我不仅耳闻目睹、亲自感受了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生活和思想状况，而且还拿到了一批很有价值的文艺书籍，其中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的《阿尔巴尼亚百科全书》和阿尔巴尼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编的权威性著作《阿尔巴尼亚文学史》，都是我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至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几十年的老朋友，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诗人，影片《第八个是铜像》《广阔的地平线》的原作者德里特洛·阿果里对我异常亲切、热情的接见。他代表作家与艺术家协会赠送给我8名阿尔巴尼亚当代最著名、最重要的作家的精装本文集(总共50卷)。可以说，他把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的精华都打包送给了我。再加上8年前雷法特·库卡依代表复兴出版社赠送给我的民族复兴时期的重要作家的文集，我小小的书屋便成了全国珍藏阿尔巴尼亚文学名著最多、最全的圣地，这让我感到分外荣幸与自豪。
几十年中工作地点虽然有两次变动，但成为一个“阿尔巴尼亚通”却始终是我追求的最崇高的理想之一。如今，当我再次盘点一下几十年的劳动果实时，不由得诚惶诚恐、满面汗颜。我真的把阿尔巴尼亚文学、艺术、文化搞通搞透了吗?我真的成了总理所要求的那样一种“阿尔巴尼亚通”了吗?差得远呢!我想，我还要写出、译出多少更新、更精、更尖的作品，才能不辜负周总理的恩情与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