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好人遭诬陷、受迫害的事司空见惯，我也没能例外。但没多久，领导报社运动的人又对我说：误会了，咱们还是一个藤上的瓜，是阶级弟兄。于是又恢复了我在外事岗位工作的资格。
1974年国庆前夕，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代表团来我国访问，人民日报社负责接待该团。已经正式恢复名誉、重新走上外事工作岗位的“红山鹰”又陪同代表团当了翻译。9月30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盛大的国庆招待会上，我陪着阿尔巴尼亚记者朋友，坐在离主席台最近的第一排正中间的一张大餐桌旁。当庄重、洪亮的迎宾曲振奋人心地响起，周总理率领党和国家领导人缓缓地走上主席台入席时，我贪婪的目光一刻也没离开他。望着他那比5年前与我握手时明显消瘦了许多的面容和一双依然锋利、炯炯有神的眼睛，我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我想起了9年前他老人家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在我驻阿大使馆的大厅里教我们学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红梅赞》的幸福情景，还想起5年前我调到人民日报社，他对我的关注和殷切期望，更联想到这5年来自己走过的坎坷道路，差点儿被打成“黑乌鸦”的遭遇，心里顿时翻涌起一种苦尽甘来的幸福感。主席台上首长们开始向周总理敬酒了，但周总理没有站起来，有人替他喝酒还礼。我的心怦然一跳，“莫不是总理的身体……”我不敢再往下想。
从这一天起，周总理的健康状况便在我的心里结下了一个疙瘩。
此后，报社国际部又多次派我赴阿访问，并要我做好到阿尔巴尼亚任常驻记者的准备。为了解除我的后顾之忧，报社政治部和国际部想方设法把我爱人和两个女儿的户口从辽宁盖县(今日盖州市)迁到京郊东坝河畔的北楼梓庄，彻底结束了我多年来经济困难靠公家补助、粮票要同志和朋友赈济的苦日子。我的情绪特别好，美好的未来正在向我热情地招手。然而，乐极生悲，1976年元月9日的一声炸雷炸得我头晕目眩，心撕胆裂，几乎都站立不住了。收音机里传来中共中央、人大会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我们敬爱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天哪，两年来不敢去想、不愿去想的这件最可怕、最叫我心惊胆战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这叫我们一家人怎么承受得了啊!生着了火的炉子我丢在一旁不管了，泡的玉米渣也不淘了，踉踉跄跄地回到屋里，全家人抱头哭成一团。那是举国同悲，万民共泣的日子啊!
根据上面的规定，各单位一律不开追悼会，但在总理生前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可以到北京医院参加与总理遗体告别的仪式，我当然有这个资格。国际部领导戴枫同志和即将成为报社级领导之一的潘非同志都分别正式地将此事通知了我。
在北京医院一个不太大的告别厅里，我眼含泪水，向我无限尊崇的慈父般的周总理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可我觉得怎么也表达不尽对他老人家大海一般的深情。第二天上午，我又冒着凛冽的寒风与国际部的几位同志到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站进了成千上万人沉痛悼念周总理的队伍中……
将周总理的骨灰撒在祖国大地和江河湖海的那一天，我站在报社的楼顶上，仰望着载有总理骨灰的飞机向长城方向飞去，久久不愿离去，直到飞机在湛蓝的天空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时候，才迈着沉重的步子，挖心摘肝似地走回办公室，站在窗户旁边，望着王府井大街呆呆出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