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期间，耿飚发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有求必允”，但实际效果并不好。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1954年以来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而援阿军事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超出了阿尔巴尼亚国防的实际需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访问阿尔巴尼亚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耿飚还发现，阿尔巴尼亚还存在一种不顾本国情况盲目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攀比的思想。如阿尔巴尼亚向中国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中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都稀罕得很，更不用说广大农村了。中国帮阿尔巴尼亚搞了纺织厂，但阿尔巴尼亚没有棉花，还要中国用外汇买进棉花给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回中国。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耿飚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中国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类似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这种情况，引起了耿飚深深的痛楚和反思。他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尔巴尼亚来说，只能养成他们的懒惰、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谁敢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
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耿飚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如实地向国内反映真实情况，并耿直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须重新考虑，通盘修改。
乔冠华对耿飚大胆、如实地反映情况十分钦佩和赞赏，但在当时情况下，感到无能为力，只是将他的信转报中央。后来耿飚回国，李先念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毛泽东看了耿飚的信后，大加称赞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耿飚所提意见，最终被中央采纳，中国援外工作的一些既定策略也随之有所改变。
“打不倒！赶不走！整不死！”——主持中联部的艰难岁月
在20世纪70年代艰难岁月里，耿飚主持中联部工作8年。
70年代初，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党的外事工作几乎陷于停顿。1971年1月初，周恩来宣布：中央决定任命耿飚为中联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