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李先念访问阿尔巴尼亚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动乱年代的耿直外交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风波乍起，面对林彪、“四人帮”对外交路线的严重破坏，耿飚坚持原则，执行中央制定的外交政策，顶住压力，不屈斗争。
由于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兴风作浪，外交大权曾一度旁落。1967年初，中国驻外使馆人员奉命分批回国参加运动。耿飚时任驻缅甸大使，回国时一下飞机即被受极“左”思潮影响的造反派批斗。
迎着突如其来的狂风恶浪，耿飚深深地震惊。沉思之后，他与黄镇共同起草了由26位资深大使签名的大字报，驳斥极“左”思潮，批评“中央文革”要员王力。大字报贴出后，受到了外交部干部群众的欢迎。91位司局级干部也联名贴出一份大字报，和耿飚、黄镇的大字报相呼应。这样，一股正气冲破极“左”思潮的浓雾，在外交部内迅速升起。
在“中央文革”和江青的授意下，耿飚遭受残酷迫害，被扣上外交部“二月逆流”和“耿黄反党集团”的帽子。在耿飚和黄镇之后签名的许建国、仲曦东、曾涛、康矛召4位大使，则被扣上“耿黄集团”的“四大金刚”头衔。有人批斗和诱逼耿飚交待“幕后指使人”，企图把矛头指向外交工作领导者周恩来和陈毅。耿飚毫无惧色地回答，自己就是“幕后指使人”，表现出共产党人高风亮节的可贵品质。耿飚夫人赵兰香回忆说：在“文革”风暴当中，我也被逼揭发耿飚的“问题”，我深深地了解耿飚一生清白、正派，为党和国家鞠躬尽瘁，如果要“揭发”，也只能是功绩，我顶住了压力，不向造反派屈服，在“文革”当中，我们夫妻就像两棵紧靠在一起的大树，共同抵抗着狂风暴雨，在相互支持中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耿飚长期坚持勤俭办外交，严于律己，不搞特殊化，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担任主管亚洲司和总务司的外交部副部长时，由于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外交部不少工作人员也因食品不足而生病。耿飚积极组织力量，种豆、捕鱼，改善工作人员生活，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批斗他的一条“罪状”。耿飚全家近10口人挤到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因为住不下，耿飚只得叫已经成家的长子、长女自己想办法借房子住，还把心爱的小女儿耿炎送到济南，拜托老战友、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让女儿去一家工厂当了名普通钳工。他在逆境中坚贞不屈，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的胆略和气概。
1968年底，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过问、督促下，耿飚和黄镇得以“解放”，走出“牛棚”。1969年4月，耿飚在党的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5月16日，他飞赴地拉那，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