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院浓浓的爱与关怀中，慢慢地，我便能跛着腿走路了。在郭老的一再坚持下，我从朱家转移到郭家去住。但当我住进去，才发现郭老的家中，只有一间非常简陋的卧室，也只有一个土炕，是他们夫妇和女儿共住的。我来之后，这个土炕便让给了我和郭老睡，他的妻子女儿只好临时到邻居家去打游击借宿。而我一住下来，却是长达两个月之久。这期间，郭家都将我奉若上宾，每次吃饭都由郭老陪我先用，我们吃完后，郭老太太和女儿才可以吃。我心里非常不安，多次提出异议，但是郭老家风如此，不容更改。
我在郭家疗养了两个月，伤处已经渐渐收口。郭家便计划让我到济南去。他们找了一帮在博山与济南之间贩卖焦炭的脚夫，付给他们带路费，要他们护送我到济南。临行前，郭老全家大哭，郭老太太紧紧抱着我不忍心分离。这两个月下来，我已经成为他们家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了。
就在那年早春的四月，我跟着拉煤车，踏上了去济南的路途。
重返故地，酬谢恩人
后来又历经辗转。1949 年，我随部队撤退到了台湾。
1984 年初，大陆开放海外通信，阻隔了四十年的亲情才能以书信沟通。我立即写信给郭家，不久便得到了回音。郭老已经谢世，郭老太太和她的女儿还在。我马上托香港友人汇了一些钱过去。但郭家却回信严肃地拒绝了，表示生活能过得去，不需要资助，只盼着在有生之年能见一面。但我仍然按时寄款过去，作为奉养，一直到郭老太太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