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投资蓬勃发展，境外经济技术合作规模和区域迅速扩大，是我国新一轮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现在的问题是，我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不适应对外投资加快发展的新形势，在投资审批、外汇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制约。要大幅下放对外投资审批权限，建立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确立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实行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这样做，有利于加快“走出去”步伐，带动我国的产品、技术、标准、服务出口，也有利于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和国际收支平衡。我们不仅要让中国产品、中国制造走向世界，更要让中国装备、中国创造走向世界、誉满全球。当然，“走出去”不能自相残杀、打乱仗，要加强协调、规范秩序、形成合力。
第二，扩大内陆和沿边开放。过去，我国对外开放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内陆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相对滞后。今后扩大开放的最大潜力和回旋余地在中西部地区。要抓紧制定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规划和具体方案，重点推进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沿线各地要找准定位、密切配合。要大力推动内陆与沿海沿边通关协作，把“关检合作”改革试点扩大到全国，加快提升中西部地区通关效率。
第三，坚持多边和自贸区两个轮子一起转。现在世贸组织成员涵盖我国98%以上的对外贸易。多边贸易体系是我国巩固贸易大国地位的“压舱石”。自贸区代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层次的开放，是我国走向贸易强国的“推进器”。我们要积极参与高标准自贸区建设，推进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加快与韩国、澳大利亚、海湾合作委员会等自贸区谈判进程，实现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