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要实现建设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战略目标，建构多元的文化主体是文化丰富和繁荣的关键，也是国际大都市文化包容性的体现。文化主体的多元，既包括参与文化战略和文化政策过程的主体的多元，也包括文化投入主体以及文化活动、文化消费主体的多元。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考察，上海文化主体多元的建构应围绕以下四个方面着手进行：
参与文化政策制定过程的主体多元
在文化战略的明确和文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策制定者的主体多元是城市文化主体多元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纽约文化政策的制定过程为例，纽约文化局从其初创就确立了政府与民间协同联动的模式，其文化战略和文化政策的制定主要由四个有关方面共同参与完成：一是纽约市政府，二是介于政府机构和私人机构之间的公共组织，三是私人基金会，四是文化政策研究机构。多元的文化政策制定主体使纽约的文化政策成为一个兼容了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多元复合体。比如，纽约将文化政策与经济政策、贸易政策结合起来，使文化发展成为经济发展活力的源泉;将文化发展与教育发展紧密结合，关注文化人才的培植和创意理念的开拓，使纽约文化在创新性方面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上海应该进一步鼓励文化部门在制定文化政策的过程中与社会、企业、个人的合作和参与，使文化政策更符合不同群体的多元利益和需求，同时这也是文化政策得以在更广阔的领域得以实施的保障。
文化投入主体的多元
文化投入是城市文化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的保障，稳定的资金投入保障了文化机构的正常运行。由于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差异，世界主要国际大都市的文化投入主体也存在着差异。以纽约为例，从公共文化投入主体构成来看，纽约文化资金主要来自各级政府财政和私人捐助/私人基金会两个方面。而政府财政拨款中，国家(联邦)财政和州政府的资助极为有限，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纽约的私人捐助和私人基金会的资助占纽约整个文化投入的35%，而各种文化场馆设施、文化艺术活动的收益占总投入的54.3%。比起这两项投入，政府文化投入在纽约市的文化总投入中只占10.7%。再以伦敦为例，其文化领域的主要拨款机构有英格兰艺术委员会、英格兰遗产委员会及遗产彩票基金，但伦敦政府鼓励企业赞助文化，实行“商业赞助激励计划”，为企业赞助文化提供政府配套资金，因此，伦敦城市文化的私人投资(包括私人捐赠及商业赞助)基本与政府投入持平。
而上海的文化投入模式则呈现主要依靠政府投入的局面，即政府的财政拨款成为文化投入的主力军，私人或企业赞助文化的模式尚未健全，文化投入主体尚未形成多元化，民间和社会资本在文化投入上尚有巨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