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不甘寂寞的张国焘筹集了约一百二十两黄金的经费，在上海施高德路办起了一个创进周刊社，出版《创进》周刊。这个周刊社的成员是临时凑起来的，总编辑是郑学稼。开始，《创进》周刊并没有受到国民党的重视，所用纸张都是以市价购进。按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规定，凡从事反共宣传的报纸杂志，按月分配官价纸张。后来，张国焘托人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少谷说情，《创进》周刊社才得以配给官价纸张。
《创进》在代发刊词中，以貌似公正的面目出现，标榜自己是讲“老实话”的，但在实际上，它不过是为国民党捧场和进行反共宣传的工具。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治、军事危机，《创进》周刊发表文章，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来挽救危机。在一篇题为《门神救国论》的文章中，把蒋介石发动内战比做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政权，鼓吹：“只要有一个像曾国藩那样气魄与做法的人，出面号召，决定可以完成救国使命的。”文章甚至说：谁能充当“现代的曾国藩”，“谁就是现代中国的救世主”。文章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之子蒋经国身上，吹捧说：“近来蒋经国在上海执行新经济政策，有声有色，人人喝彩。”“现实环境正需要这类人，才能有所作为。”蒋经国对于“戡乱建国大业，已然可以胜任愉快的”。
《创进》周刊发表的一些文章，把造成全国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的原因，归罪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量的攻击。文章诬蔑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更不惜以百姓为刍狗”，“二十年来的悠长岁月之中，共党浸沉于残杀破坏扰乱之中”，“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继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种独裁政治无疑”。“中国共产党无论标尚何种理想目的，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则是有害而可怕的”，“一方面大有利于俄国人向东亚的发展，大有害于中国民族底独立和生存;在另一方面激烈地扰乱社会底秩序，严重地戕害国民经济生活。”在对中国共产党竭尽诬蔑之后，《创进》周刊的文章叫嚷：“根据这些理由，共党的暴乱是必须遏止的”，必须“戡乱”。当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候，《创进》周刊仍在吹嘘国民党军队，说：“中共军事力量虽日在进展中，但中共若想进行一次严重的阵地战，政府还是能够抵挡，而且还是能够胜利的。不管政府军队中有何种的弱点，但它至今尚未最终失去这个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