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以叙述自己一段简历，以及引用胡乔木同志写的编者按和舒芜同志文章中的话，是想说明两点：一是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有些文章和我做编辑工作有关;二是对胡风同志“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提法，已早在此前三年见诸报刊，文艺界的会议上也时有所闻。我找绿原同志没有提胡风“宗派主义”，以及找路翎同志没有见成，思想上的顾虑是怕讨没趣，收不了场，下不了台阶。找舒芜同志谈此问题就不同了。他的文章已经明白说了，谈多谈少不会引起彼此难堪。何况舒芜同志的爱人陈沅芷是我的老同学，1947年在北师院分手后，我们已经多年没有见面，很想见她叙叙同学友情。
舒芜同志1953年从广西南宁调到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古典文学编辑工作，陈沅芷同志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为了能见到陈沅芷，我选择了一个星期天去他们家。他们当时家住东城草厂胡同人民文学出版社宿舍一个大院的三间东厢房里，那是一座古建筑。我去那天，不但舒芜同志在家，陈沅芷同志也在，舒芜的妈妈，还有他们的孩子都在。他们一家人很热情。陈沅芷和我亲热地叙同窗友谊，各自谈分手后的生活经历，互问我们共同认识的北师院老同学的去向，两人谈得很愉快。舒芜同志是清代著名理学家安徽桐城派学人的后代，他妈妈也是书香门第中人，读过古典小说，会写诗、擅长书法等，性情豁达，落落大方，热诚待人。我和陈沅芷叙旧，她坐在一旁听，有时也插说几句，有时和我们咯咯一起笑。
过了一会儿，我说，这次来你们家，一是看看老同学，一是向舒芜同志约写批判胡风的稿子。舒芜妈妈说：“你们谈正事，谈正事。”并诚恳留我吃午饭，我却之不恭，便答应了。她叫陈沅芷去做饭，我和舒芜同志谈约稿事。老妈妈有时也进里屋坐在双人床沿上听我和舒芜谈。我开门见山地对舒芜同志说，我们组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稿子已有一些了，你能否考虑写点别的文章，如胡风的宗派主义。你在《致路翎的公开信》里已提到这个问题，能否回忆得更具体点，写得详细些，但要言之有据。
舒芜同志答应写。似乎还说，他原来也有要写这个题目的考虑。他回忆了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和胡风、路翎等人的交往，1945年他写的《论主观》一文发表后，胡乔木同志曾找他谈话，批评过他，他不服气，和胡风等曾通信来往等。我问他，“那些信是否还在?”他说在。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他当时说，那些信是存放在安徽老家没有运来，还是已经运来，没有整理。只清楚地记得舒芜妈妈动作很麻利，弯腰从双人床下拉出一个小皮箱，把箱子打开说：“信都在里面哩。”舒芜同志说，他想根据这些信写胡风的宗派主义。我说，那你就给我们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吧。舒芜同意。
饭后，我和舒芜商量，胡风等人给他的信，能否先借给我们看看。”他说，“可以”。我仔细数了数信件，大约一百多封，都是装在信封内的原信，没有装订成册。我拿出大包里一个用绿色条条毛巾缝的小兜，把信装了进去，小兜塞得鼓鼓囊囊的。我对舒芜同志说：“放心，信，我一封不会丢，看完如数奉还。”他表示相信。
下午，我回到家中，干了些必要的家务后便开始读信，一直到深夜才把密密麻麻的信全部读完。第二天上班，交袁水拍同志看，他很快看完，交林淡秋同志看。记得这批信，当时文艺组只有我们三人看过。我怕丢失，失信于人，很快到舒芜同志家，一封不差地交还舒芜。这时，我告诉他，报社领导同意，他根据这批信写关于胡风宗派主义文章，已列入选题计划，望能尽快写出。当然，编辑部内部情况，我没有说，舒芜同志也不会知道。因为当时编辑部对工作人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我是党员，当然遵守这条规定。
记得这批信，林淡秋、袁水拍和我看后是吃惊的，尽管有些内容不知指何人何事，但讥讽、谩骂的话大体上是能看懂的。当时认为胡风同志和他的朋友们确确实实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仅此而已，没有别的议论和看法。
舒芜同志很快写出《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文，我看后认为可以，袁水拍和林淡秋同志看后也认为可以。袁水拍同志对我说，能否向舒芜同志再借一下胡风的原信，以便核对原文。我说可以。我到舒芜家再借胡风的原信，告诉他我们需要核对原文。这时，舒芜已将这批信装订成册了。我拿回后交袁水拍同志。以后袁水拍将舒芜的文章和胡风给舒芜的信送中宣部林默涵同志审阅，现在已记不得为什么没有送胡乔木同志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