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几天，我去找路翎。路翎同志我也不认识，只在一次会议上远远看到过他的身影。当时他好像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工作。我先去创作室，见到一位负责人李某(已记不清名字和职务了)。我说明来意后，李说，路翎同志最近“情绪不好”，估计你去找他，他不会谈什么。我对李说：“那就作罢，不见路翎同志了吧。”遂告辞走了。
读信，送信
找舒芜同志的经过要多说一些。
舒芜同志的爱人陈沅芷同志是我在北平师范学院(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同住一间宿舍。那时，她正和舒芜同志谈恋爱。她和舒芜经常通信，有时收到一些舒芜寄给她的书刊，如《希望》《呼吸》等刊物，常借给我看看。因此我知道舒芜是个文化人，能写文章。大约在1947年春，舒芜由南方来京看陈沅芷，住在和平门外北师院附近琉璃厂一个地方。那时北师院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热爱文学的同学，不满足在校办壁报，正酝酿筹办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小刊物，起名叫《泥土》。经费是校方发给每个同学的制服费，谁愿参加谁拿出制服费，最初大约只有十几人。我是热心此事的人之一，后被推举为刊物的主要编辑之一。我只参加编了最初两辑，发表的稿子多为在校同学所写，没有稿费。我写过四篇小稿，登在一、二、三辑。其他参加《泥土》的同学，也曾分别写信或找过几位教授和著名作家约稿，但来稿有限。舒芜这时来北平，我曾和陈沅芷一道去他的住处约稿。舒芜写的《论五四精神》一文，发表在1947年5月20日出版的《泥土》第二辑上。后来，他们两人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订婚茶会，我也被邀参加了。
1947年6月底，我离开北师院去冀东解放区，被分配到冀东区党委机关报《冀东日报》做编辑工作。唐山解放后，该报进城改为《唐山劳动日报》。1950年7月，我调到《人民日报》文艺组，还做编辑工作，先参加编“人民文艺”版，后被分配搞文艺评论。
1952年5月25日，《长江日报》发表舒芜同志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舒芜同志对他1945年发表在重庆胡风同志主编的《希望》杂志上的《论主观》一文作了检讨。胡乔木同志看后很重视，亲自加了一个编者按语，通知《人民日报》转载，6月8日此文见报。按语指出，《希望》刊物“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办的”，“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舒芜的《论主观》就是鼓吹这种文艺思想的论文之一。”还说，舒芜对他过去的错误观点提出批评，值得欢迎等。
转载此文，我做了些编辑事务工作。文章转载后，文艺界特别关注按语中的“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提法，曾听到一些议论，赞成的居多，不赞成的也有，如说提“小集团”是否重了些。但这种议论我听到的少些。这时，报社曾收到不少读者来稿来信，要求公开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经文艺组领导袁水拍同志请示，胡乔木同志不同意选登这类来稿来信，认为水平低，缺乏说服力。胡乔木同志告诉袁水拍同志，用报社名义给舒芜同志写封约稿信，请舒芜写篇较详细的检讨和批评文章。这封约稿信，袁交我起草，信写好经袁看过，以报社名义发出。舒芜同志同年写的《致路翎的公开信》，发表在1952年9月份的《文艺报》上。“公开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的错误思想，使我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使我们对于党的文艺政策领导，完全采取对抗的态度。这样，我们必然的要形成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与广大群众完全脱离，与进步文艺队伍完全脱离，打击一切，排斥一切，互相标榜，自吹自擂，‘文章总是咱们的好’，‘你们算是什么东西’。这样地发展着极其恶劣的宗派主义。当时，以胡风为核心，常在《希望》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我们这几个人，确实形成了这样一个文艺小集团。然而，当时我们每一听到‘宗派主义’、‘小集团’这些字样，就比什么都更引起我们的勃然大怒，忿然力争，证明了恰好是刺着痛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