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的苏慧廉，还曾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成为那里的访问教授，费正清就是他的学生。1935年，苏慧廉在牛津逝世，享年74岁。
以德报怨与以德报德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大多数人都跟苏慧廉一样，对于中国充满善意，乐于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文明之路。不论是说“我若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的戴德生，还是领导广学会的李提摩太，为了使中国走向健康文明的现代化之路，他们都曾殚精竭虑。在这方面表现最明显的事无疑是当他们面临教案时的态度。
1900年，慈禧打算利用义和团对付洋人，各地发生了或大或小的教案。其中，山西教案是当时影响较大的教案。当时的山西巡抚毓贤严格执行慈禧的指令，在山西境内肆意屠杀外国传教士以及教民，酿成惊天血案。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之后，急于媾和的慈禧把毓贤作为替罪羊抛了出去，毓贤最终死于流放途中。
此事过去十一年之后，辛亥革命发生，誓要驱除鞑虏的革命志士在山西杀戮满人，作为满人的毓贤的女儿在退无可退之时，逃到了山西教会，寻求避难。那些在山西的传教士都清楚她就是那个大力屠杀传教士的毓贤的女儿，但依然接受了她，并帮助她躲过了这一劫难。这不就是以德报怨的典范吗?
同样是在1900年，与山西巡抚毓贤屠杀传教士不同，陕西巡抚端方则提前三天把慈禧的命令告诉了在陕西传教的传教士，提前得到信息的传教士顺利逃走了。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这些传教士来到北京寻求军队保护。在此期间，他们看到有士兵要洗劫一座中国大宅，传教士敦崇礼制止了这些士兵的胡作非为，保护了这座宅邸，而这座宅邸的主人恰恰就是拯救他们的陕西巡抚端方，这也可以算得上是以德报德吧!
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
对于外国传教士而言，传教除了要入乡随俗之外，最迅速的传教方式就是苏格兰长老会牧师爱德华·欧文指出的“去拜访思想和文化上的领军人物”。受到爱德华·欧文以及李提摩太的影响，在传教过程中，苏慧廉有意结交一些当时有重大影响力的文化名流。因此，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成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
上世纪20年代的苏慧廉，因为中英庚子赔款的关系，认识了很多知识分子，苏慧廉父女与胡适的交往就是一件有趣的故事。
苏慧廉母女与胡适的交往，对于我们研究胡适的思想很有帮助。1926年前后的胡适，从思想上开始倾向社会主义，这主要表现在胡适对计划经济的迷恋以及对苏俄的公开颂扬两方面。许多研究胡适的学者都曾从这两方面对这一时期的胡适做过研究。而苏慧廉女儿谢福芸跟胡适交往的史料则给我们提供了从宗教角度来审视胡适思想的机会。
因为苏慧廉父女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在去往苏俄的火车上，谢福芸与胡适交流了他们对宗教的看法。据谢福芸回忆，这一时期的胡适，曾不断强调“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观点。
众所周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是马克思的名言，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胡适的宗教观可能受了马克思的影响。从这一角度出发也可以解释当时胡适为什么开始“左倾”，而对于当时英美国家所宣传的苏俄的红色恐怖，胡适则认为俄国的红色恐怖被夸大了，或许正因如此，当时游历苏俄的胡适在大力颂扬苏俄成就的同时，却忽略了苏俄阴暗的一面。
苏慧廉与当时知识分子的密切交往，让我想起了民国时期的天主教徒善秉仁与文宝峰。文宝峰和善秉仁两人跟当时北平的自由知识分子有密切交往，因为他们都对中国现代文学感兴趣，所以他们当时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后来文宝峰还曾用法文写过一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而善秉仁则与苏雪林等人编著了《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这本书对后来夏志清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提供了不少灵感。当然，他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对中国的贡献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