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吴虞(1874-1949)，字又陵，号黎明老人。四川华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任四川《醒群报》主笔，倡导新学。1910年任成都府立中学国文教员，不久到北京大学任教，并在《新青年》上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等文，猛烈抨击旧礼教和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影响较大。
吴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当时，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吃人与礼教》等一系列反封建檄文引起轰动，被胡适誉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和“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
1921年至1925年，吴虞出任北大国文系教授，后来回到成都，过着半隐居生活，一直到1949年去世。吴虞喜欢写日记，《吴虞日记》中就记载了他在北大期间和一些知识界名流的交往。这其中，就有关于周作人的一些零星记载。
君子之交
从《吴虞日记》来看，周作人与吴虞的初期交往，可以称得上是“君子之交”。周作人1917年进入北大，吴虞晚了几年，是1921年，并且1925年就早早离开了。两人在北大共事，算起来共有四年。《吴虞日记》中第一次提到周作人，是1921年10月19号。在当天日记里，吴虞写道:“晤张孟劬，住屯绢胡同八十号，周作人，住西城新街口南八道湾十一号”。吴虞这一天可能拜访过周作人，也可能只是从张孟劬那里打听到了周的地址，因为同一天周作人的日记里，并不见有吴虞到访的记载。
同年10月31日，吴虞送给周作人一本《吴虞文录》，日记中载:“往教授室，晤幼渔、玄同、周作人，以手携《文录》一册赠作人”。有趣的是，吴虞后来又送了一本《吴虞文录》给周作人，那已是1924年1月22日了。在当天日记里，吴虞记道:“十一时至十二时在北大上课，见周作人，取《吴虞文录》一册”。这就是说，吴虞给周作人前后送了两本他的《吴虞文录》。为什么会送两本呢?也许是周作人把前一本转送别人了，也许是弄丢了或是忘了。日记中没有说明，我们也就不得而知。
吴虞当时和周作人见面，大都是在北大的教授室里。因为他们都住在校外，若非关系亲密，除了上课，那是不容易见上一次的。从《吴虞日记》看来，他和周作人的关系不算密切，这也许是因为周作人的性格内敛沉实的缘故，不愿多交朋友。因此在吴虞的日记里，提到和周作人见面的机会虽多，但常常还有其他人在场，两人单独晤面的场合并不多，只有寥寥几次。如1922年9月13日，吴虞写道:“晤周作人，略谈而别”。特别有意思的是1923年4月3日的日记，吴虞写道:“八时至九时在北大。周作人日文小说，听者只二人”。吴虞当时在北大讲课颇受欢迎，这里特意提到只有“二人”听周作人的日文小说课，也许不无自得之意吧。看来吴虞是很在乎自己的名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