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谈判成果斐然，官方自然是满意的。16日，田中玉下令，解除对抱犊崮的围困。但是刚刚解困，孙美瑶却忽然变了卦，不仅在官军撤退时开枪射击，还撕碎了田中玉给他的委任状，声称“正式条件”尚未得到满足，不能放人。
孙美瑶的毁约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当时的《申报》这样分析：“匪之总首领(指孙桂芝，孙美瑶的叔叔，因在山上辈分最高而被任命为总账房)极愿议和不致另生枝节，讵料其余四山之匪，如孙美瑶等，皆意气横暴，以酿成如此答案，何得凭少数保证而遽释重虏?当时冲突，几至同室操戈。”显然，这是认为孙美瑶的胃口还没有满足。
此后孙美瑶的表现印证了这个分析，他把价码一抬再抬。
5月17日，孙美瑶坚持要求：官军退兵济南，将抱犊崮连同周边鲁南苏北土匪改编为三个师，官军先将枪支弹药发放，土匪再释放人票。
19日，孙美瑶又添了一条：撤换田中玉，由多次收编过土匪的张敬尧接替山东督军。
这还不算，孙美瑶因为手中握有“洋票”而变得有恃无恐。20日深夜，他发动了一场对官军的突袭。因为措手不及，官军损失惨重。
天亮之后，被激怒的田中玉下令重新围困抱犊崮，第一轮谈判宣告破裂。
奇货可居
虽然人质的生命安全是迫使官匪双方坐到谈判桌上来的首要前提，但是“洋票”们被劫后，似乎都没感觉到太大的人身威胁。对于这些“筹码”，孙美瑶还是颇为礼遇的。
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中，鲍威尔被日军俘虏，他在集中营中巧遇一位曾经的英国“抱犊崮难友”，谈到那次被绑票经历，两个人还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喜欢中国土匪，不喜欢日本流氓!”
虽然土匪们劫车时把人质的财物洗劫一空，表现了极大的贪婪，但是当人质和土匪的队伍行至半途、坐下休息时，还穿着单衣的人质们从土匪抢来的行李物品中寻找所需的衣服鞋帽和日用品，土匪却无一加以阻拦。后来，水和食物都断绝了，土匪们还专门找来新鲜鸡蛋，发给外国人质一人一个。爬山的时候，意大利律师穆索失足跌下了山脚，脊椎骨受了伤，土匪们把他安置在了专门制作的担架上，轮流抬送。
而为了躲避官军，5月5日到15日的十天中，土匪总是带着人质在夜间转移，长途跋涉让这些素来在城市中养尊处优的外国人苦不堪言，在经过的田地里，总是可以看到吃草的驴子。鲍威尔灵机一动，对同伴们说：“不能再这样走下去，除非给咱们骑驴子”。土匪知道他是“罢走”的主使者，拔出手枪吓唬他，但是鲍威尔毫不惊慌，拉开自己的衬衫，叫土匪开枪。他知道“人质就是他们的摇钱树，死货色是卖不出价的。”土匪果然收起了枪。后来，他们每人都如愿分得了驴子和小马来代步。
除了出于谈判的需要，这批外国人质的现实好处也足以让土匪们报以青眼。一天，一队苦力挑着几十个大箱子来到了人质们临时停留的寺庙门口，每个大箱子都贴着红十字标记，里面装满了食物，有面包、罐头、蔬菜和水果，甚至还有加利福尼亚的葡萄干。原来，美国红十字会和土匪们达成一项协议：外界可以通过土匪防区送食物给人质，但必须同时也给土匪提供补给。除了来自人质原籍国公益机构的馈赠，驻防天津的美国第十五步兵团还送来了折叠式的帐篷和蚊帐，免除了人质和土匪的风餐露宿之苦。
不仅温饱无忧，山上的“洋票”还能与外界通信，红十字会的代表克劳和助手麦堪当上了“邮差”。当然，这两个人也不是免费服务，他们自己发行了一种“土匪邮票”，出售给“洋票”们做邮资。
“土匪邮票”有5分和10分两种面值，票样出自克劳和麦堪的设计，然后由枣庄附近的刻字店刻板印刷。从留存到现在的“土匪邮票”可以看出，其制作者的雕刻技法相当粗陋，甚至5分邮票的面值数字还被刻成了“50”，全都成了“错票”。
“洋票”的信件大多寄往上海，这种非官方发行的“土匪邮票”立刻在上海传开了。临城劫车案正是世界瞩目的焦点，这种来自土匪老巢的邮票被视为不可多得的珍品，价格飙升。随信件邮来的“土匪邮票”毕竟数量极少，不少人直接把目光转向了“邮票”的生产地。他们写信给克劳和麦堪，高价购买。
克劳和麦堪当初印制“土匪邮票”，其实只是想赚点小钱，没想到求购信纷至沓来，两人兴奋得赶紧加印邮票，发了一笔横财。后来，“土匪邮票”还被收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被称为“世界上惟一由罪犯开办的邮政发行的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