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待费有了“合法”身份
由于“三公”以及其他行政经费的不断增加，国家开始努力压缩行政经费。1983年各级行政经费比1982年增长21%后，1984年财政部发出了《关于控制行政事业经费和企业管理费开支的通知》，要求1984年比1983年下降10%-20%。但1984年还是比上一年增加了28%。1985年2月28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节减行政经费的通知》，要求各级行政经费比上一年下降10%。
这两份文件发布时，虽然还没有“三公”的提法，但从内容看，实际的“三公消费”已经进入整治范围。
比如财政部文件就提出，非特殊情况三年内不再批准购买小汽车。国务院的文件则指出了出国访问、考察团组很多的问题，而且内容重复，国内外反应很大，规定今后未经批准的一律不准出国，必须出访的要坚持“少、小、精”的原则。
两份文件都提出，禁用公款请客送礼、游山玩水，要制止大吃大喝。为了降低包括“三公”在内的行政经费，两份文件提出了要整顿宾馆、招待所的收费标准，理由是宾馆、招待所的房费和伙食费过高，增加了行政经费开支。
其实中央政府一直想办法降低行政经费开支。早在1957年，财政部和国管局就下发过《关于缩紧行政管理费几项措施的联合通知》，但当时“三公”消费不明显，文件中也没作相关规定。
不断压缩行政经费，还与新中国成立后的财政政策有关，在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对行政经费实行从严控制，改革开放初期延续了这一思路。
1990年后，压缩行政经费的思路有所改变。当年10月，财政部召开了部分地区行政财务工作研讨会。财政部行政政法司司长李林池2008年在《中国财政》杂志撰文称，这次会议认为，单纯对行政经费从紧控制，产生了一系列问题，1992年开始通过奖惩手段来控制行政经费支出增长幅度。
1998年，财政部提出了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改革目标。行政机关的支出被认为是公共需要，要予以保障。之后，行政、政法单位行政经费的保障程度得到提高，人大、政协机关、民主党派的经费保障力度也相继提高。
这一年，招待费有了“合法身份”，不再像以前一样被囊括在行政经费中。1997年财政部开始将“业务招待费”在预算科目中单独反映，并在1998年制定了《行政事业单位业务招待费列支管理规定》，明确了接待费是指在接待地发生的交通费、用餐费和住宿费。
按此规定，行政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出差，如由接待单位安排食宿的，都要按照现行的差旅标准收费，但不足部分可由接待单位在业务招待费中列支。
而现行的差旅标准在与当前的消费水平相比，也显得过低。根据2007年1月1日实行的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标准，每人每天的伙食补助是50元，包括通讯、交通在内的公杂费是30元，司局干部的住宿标准是300元，处级以下人员是150元。不少地方超标准接待来客尤其是上级客人、自己补足不足部分就成了常态。
2012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就呼吁：“治理‘三公’就要改变上级吃下级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