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过当时困难时期的抗联战士说，当时东北抗联战士有三种死法：第一是打死、第二是冻死、第三是饿死。杨靖宇牺牲时，胃里仅有的“食物”是棉花，这个故事让人动容，而曾任抗联三路军第十二支队战士的李桂林，对吃棉花的事记忆犹新。他说，实在饿得难受，就把自己棉袄里的棉花拽出来搓成一个球放到嘴里，然后用雪把棉花球咽下去。至今他的胆结石里还有棉花。这些棉花，连同那段记忆，跟了他70多年。
自1938年下半年，抗联陷入了极端艰难困苦的时期，各方面军都蒙受了巨大损失。1940年2月，杨靖宇牺牲，抗联第一路军第一军基本解体，第二、三军减员80%以上。北满、吉东的第二、第三路军同样损失惨重，抗联的总人数只剩两千人左右。火种在东北的凛冽寒风中已经飘摇欲灭。
除了残酷的战斗和恶劣的环境，抗联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他们已经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多年了。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带领红军开始长征，与东北党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手东北党组织的指导工作。抗联实际上受驻在共产国际的王明及康生指挥。1937年冬，王明等人回到延安，抗联与党组织的联系彻底中断了。更为严重的是，此前的1936年，中共满洲省委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撤销，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各部长期处于分割状态，各自为战。在此期间，王明等人给抗联各部的指示，由于领导机制的不畅，还在北满和吉东党委间造成了严重误解和矛盾。
失去了党的统一领导，抗联各部像断了线的风筝。
实际上，抗联各部始终没有放弃与党中央恢复联络的努力。1936年底，杨靖宇派出三师西征，最大的任务就是突入关内寻找党中央，可惜功败垂成。此后，吉东的第二路军、北满的第三路军也分别进行过西征，不过，他们所处的形势更加危急，西征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到1940年，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联合写了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信》，言语中迫切地表达了恢复党中央领导的渴盼：“我们固然在中央总的政治路线下坚固自信，忠诚彻底地继续进行东北的抗日救国斗争，然而我们设想到东北的现实环境和东北党组织的久远前程，使我们不能不感到东北党四年多来‘化外党’的苦痛……东北党的全部工作，迫望着党中央迅速直接联系，规定根本办法。”
这封信交给了刚刚建立起合作关系的苏联远东军，设想通过他们转递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但就像信中流露出的担忧：“我们不知道中共国际代表同志接到了我们的信件否?”1940年3月起，这样的信先后写了六次，但结果总是石沉大海。
东北已成绝地，与党中央的联络遥不可及，抗联仅存的种子该怎么坚持下去?
进入苏联，成了抗联绝境求生的选择。
苏联远东军的支持
1940年9月底，周保中接到了苏联远东军联络官王新林发来的通知，内容令人振奋：在本年十二月初，中共代表就可来到而召集党工作人员会议。所以在十二月前，所有军事领导者、军事委员和党书记要到达此地(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所在地伯力)。
联络官王新林是个地地道道的苏联人，这个中文名是俄语中常用名“瓦西里”的音译。后来联络官几易其人，但抗联都称呼其为“王新林”。这个名字几乎成了联络官的代称。
不过，在1939年底第一个王新林出现之前，苏联远东军对抗联的态度是复杂而模糊的，至少谈不上支持。“那时候，抗联是尽可能避免进入苏联，这是有过惨痛教训的。”原抗联第七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彭施鲁之子彭越关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