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台，江青曾在这里呼风唤雨，不可一世。这个寂静、神秘的地方因此成了一系列“文革”风暴和政治事件的策源地。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当钓鱼台深藏的历史之谜似乎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湮没之时，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却披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记述了杨银禄自1967年10月调任江青机要秘书到1973年6月被江青打成“反革命”，在钓鱼台工作近六年的经历，通过作者自己的观察、感受、思考，为读者描述了一个较为真实可信的江青形象。不是一味的丑化，不是简单的评价，有助于读者客观地了解江青其人，也有助于读者从一个侧面了解“文化大革命”。
钓鱼台居所的几番变化
“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后，其办事机构原设在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后搬到11号楼，不久就固定在16号楼。陈伯达、江青及其他“文革”小组成员陆续搬进了钓鱼台办公和居住，陈伯达住15号楼。江青住5号楼。5号楼位于钓鱼台的东北角，在江青住进前，周总理曾在5号楼工作和休息过。江青进住5号楼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康生早在组织撰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文章即“九评”时，就在钓鱼台8号楼办公和居住。就这样，钓鱼台一下住进了两位政治局常委和毛主席的夫人、“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其他重要成员。
江青患有比较严重的植物神经失调病症，对声音特别敏感。1966年底，她觉得5号楼距离钓鱼台围墙外的北边和东边两条马路太近，车来人往的不够安静，就提出搬家。经过认真挑选，她选中了11号楼，很快就搬了过去。11号楼距离马路较远，周围环境也较幽静。它的东南边12号楼，是毛主席办公和休息的楼，但他很少到那里工作和休息; 正南边是一个小湖，西边的玉渊潭公园，为了钓鱼台的安全早已关闭; 西北边是10号楼，没有住人，北边是一片很大的绿地，东边是14号楼，距离11号楼较远。对江青来说，11号楼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住处。
1968年下半年，江青看了一份介绍苏联情报机关克格勃的资料，便怀疑她居住的11号楼也被安装了窃听器。于是，她马上派毛远新在11号楼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进行搜查。查了几天，自然是一无所获。但江青仍然不放心。再加上秋冬时节她一场重感冒，就开始讨厌11号楼，产生了再次搬家的念头。
一天，江青对我说：“小杨呀，我不想在这栋楼继续住下去了，我总怀疑11号楼有窃听器，觉得不安全，这算是第一个原因吧。第二，这栋楼离12号楼太近，如果主席来12号楼办公或休息的话，我怕影响主席。第三，我看10号楼比11号楼大一些，房间可能多一些，到了10号楼我可住在一层，以后不再费力地爬二层了。况且10号楼离9号楼近，我和春桥、文元同志研究工作也比较方便。你给总理打个电话，把我的想法跟总理说说，如果总理同意我的意见，你再给东兴同志打个电话，请他派人到10号楼仔细检查检查，看有没有安全隐患，检查完了，再用紫外线消消毒。一切都搞完了，我再搬。”
周总理对江青非常了解，他接到我的电话，立即就答复了：“好嘛，江青同志的想法是对的，我同意，我现在就给东兴同志打电话请他准备一下，江青同志还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江青同志说要检查一下那栋楼的安全情况，然后再用紫外线消消毒，别的没有提什么要求。”总理说：“那好嘛，我请东兴同志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