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担任市委副秘书长期间，主要职责是起草、审阅和掌管文件起草工作，包括给中央的报告、市委的文件、市委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等。工作是市委领导人亲自抓的，文件、报告是代表市委写的，当然写这些文件报告要由市委领导人自己出思想、拿主意。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的领导人对下面情况不了解，自己又无主见，而是到处看风、听风，摸中央有什么新精神、新气候，以投领导之所好，因而在起草文件时，东改西改，左改右改，使起草者无所适从，无处下笔。
在我接触的领导人中，柯庆施是有头脑、有主见的，他事先反复酝酿，从一开始就讲出自己的领导意图，到大体的思路，到修改定稿，一般没有“朝三暮四’’的事。在市委常委会讨论文件时，对有些不合理的意见，他不是全包下来，一股脑儿往起草人身上推，而是择善而从。不但如此，柯在起草报告中，还注意从理论上概括一些问题。
记得1959年，庐山会议后，柯准备要在全市干部中讲一讲反浪费问题，我把讲话稿起草好，他觉得在思想认识上还未说清楚。他问我：马(克思)恩(格斯)在哪本书中比较多地谈到反浪费问题呀，我想了一想回答说，好像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最后一节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他叫我把书翻出来，我们一边学习一边议论，把要讲的几个问题又从思想认识上作了进一步的阐明。
有一次，柯庆施陪毛泽东到上海郊区视察，毛突然发问：“柯老啊，你可知道，为什么叫上海呀?”柯一时语塞。回到办公室，他连忙要我去查上海地名的出处。一时间到哪里去查啊，我翻了上海县的地方志，并未有详细记载。毛泽东知道后笑着对柯说，上海这个地方原是海滩渔村，既有上海村，也有下海村。后来我又查了有关书籍，果然如此。
柯庆施的生活比较简朴，除香烟不离手，偶尔喝几口老酒外，没有什么更多的嗜好。成天开会，找干部谈话，也从不到宾馆酒楼和娱乐场所。除了按规定，他享有一些烟、油、肉等特殊供应外，应该说他是廉洁的，不像有的领导干部讲排场，搞宴请，下乡时大吃大喝。
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在临近春节的一天晚上，我被柯叫到他家里谈修改报告的事，忽然市府一位主管行政事务的干部拎着一只金华大火腿送来，他一进门，柯就问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未等来人的回答，柯声色俱厉地说：“你给我拿回去，不然我打断你的腿。”这位干部吓得拔腿就跑。我看在眼里，心想，大家都说，到柯庆施家串门的人很少，大家对他有点敬而远之，柯不搞拉拉扯扯、请客送礼的事，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
要全面评价一个人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个人的思想、工作、生活、品质，像一副多棱镜，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看清楚的。接触可以多一些了解，但也只是点点滴滴而已。有人说“上海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柯庆施是错误路线的代表”，说“柯庆施在1965年就勾结‘四人帮’”，我认为这种种说法，既缺乏事实根据，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