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中国足球队的筹钱方式无异于江湖卖艺。为参加1936年奥运会，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所有工作人员集体出动，分别向国民政府中央各院部、全国各省市地方政府寻求支持。经过一番在全国从上到下、铺天盖地式的“化缘行动”，共筹集资金17万元，但仍缺5万元。协进会决定，足球队自筹资金，提前两个月到东南亚各国进行表演赛，以门票收入作为参加奥运会的费用。
于是，在国内被人顶礼膜拜的足球偶像们摇身一变，成了闯荡江湖、卖艺谋生的“戏班子”。他们转战东南亚各国，打友谊赛，辛苦60余天，只筹到5万元。为了节约经费，在两个月的旅途中，乘船时，大家选择最低等的舱位，住宿则找最便宜的旅馆里最便宜的房间。有时，全体队员共住一间大统间，若床位不够，还需打地铺。吃饭，则是自己买菜，自己下厨，不知“下馆子”是何滋味。
主教练与球队训练
当时的足球主教练颜成坤对足球并无多少研究，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一个球迷而已，但他想借担任教练之机出国游览。最后，凭借着南华体育会主席、香港中华巴士公司经理的双重职务，既有财又有势，他如愿谋得这个事关全队胜败命运的职位。
当时既没有好的训练场地，又没有训练经费，主教练对于训练方法也一窍不通。那时候，唯一的训练方法就是打比赛，打表演赛，既筹集了经费，又锻炼了队伍。
当时的体育主管部门对足球队的选拔工作非常重视，“凡我中华足球选手，务求网罗无遗，以期组成一个全国精华荟萃的劲旅”。为此，当时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特地成立了足球选拔委员会，考察全国各地的顶尖足球选手。经过3个月的选拔，1936年4月，中国足球队22人名单正式公布。其中就包括李惠堂、张邦伦和谭江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