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皇帝说,闭着眼睛都能看出这是一起诬告案件:“此等扁对杂凑字句,谓之文理不通则可,指为语句违碍则不可。若如此吹求字句,天下何人得自解免?此案所控情节,看来竟属险诈诬罔,断不可因此拖累无辜,致长刁风!”
既然皇帝不为已甚,地方官当然也就乐得不再伤天害理。乾隆四十八年之后(1783年),文字狱稀稀落落,显著减少。
乾隆五十年(1785年),借《慎余堂集》案,皇帝又一次向天下督抚大员郑重重申,文字狱不可扩大化:“外间著有诗文,果有如钱谦益、吕留良等,其本人及子孙俱登仕版而狂吠不法者,自应搜查严办;若并非有心违悖,不过字句微疵,朕从不肯有意吹求。”这道谕旨之后的《奈何吟》一案,竟成了乾隆朝文字狱的绝响。腥风血雨终于停息,读书人提了几十年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全国上下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清代文字狱档》)
皇帝为什么停下了杀戮之手?
因为文字狱运动已经成功地达到了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