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热恋”
启蒙运动中的“中国热”主要表现在法国思想家身上。启蒙运动席卷了欧洲所有主要国家，但他的中心在法国。法国的启蒙运动以法国“百科全书派”为核心，包括狄德罗（百科全书发起者）、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霍尔巴哈、拉梅特里、爱尔维修、波维尔、魁奈等一批杰出思想家。他们在思想领域的主要矛头是基督教统治，提倡无神论哲学，主张自然神论。
百科全书学派们当时从传教士那里深入了解中国的情况，发现中国恰恰是个属于自然神论的国度，对中国很快产生“热恋”。其中最热烈的当推伏尔泰。他把中国视为人类社会最好的标本，说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袤、人口最多而且治理最好的国家。”（《哲学辞典》）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无不从中国肇始，并且早就遥遥领先。他说，当中国已是泱泱大国、而且治理有方的时候，“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里流浪的野人哩！”他称赞中国的历史记载“几乎没有丝毫的虚构和奇谈怪论，绝无埃及人和希腊人那种自称受到神的启示的上帝的代言人；中国人的历史一开始就写得合乎理性。”（“理性”是启蒙运动的一面旗帜）伏尔泰也高度称赞中国天文学的成就和神奇，说“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他们的史籍持续不断的记下了日蚀和星球的交会。我们的天文学家验证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记录都真实可靠。”伏尔泰把孔子的儒家学说看作他心目中的自然神论，认为这种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原则的“理性宗教”足以取代盛行于西方的带有迷信色彩的“神示宗教”。在伏尔泰看来，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啻是道德的最高准则，应当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
欧洲的中国热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其高潮是18世纪60年代。他的创始人是法国的魁奈。他的《自然法则》一书强调“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而“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他提倡以农为本，极为赞赏中国历代君王重视农业的政策，认为只有发展农业才能增加财富，贬低货币和商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魁奈死后，他的学生继续鼓吹他的思想。有一位重农学派的改革家叫杜尔戈，一度当上法国财政大臣，一心想仿效中国，致力于发展农业的改革。那时他认识了两个中国留学生高类思和杨德望，两人正要回国，杜尔戈便挽留他们再待一年，以便让他们熟悉重农学派的思想和理论，并且交给他们52个调查提纲，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与历史等进行广泛的了解。这两人回国后根据提纲了解的情况定期向法国国务大臣贝尔坦汇报。同时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也根据重农学派的要求，收集丰富的资料寄回法国。
以《赵氏孤儿》为代表的中国文学在欧洲激起巨大反响
当时西方的文学界对中国的反应要晚一拍。直到18世纪中叶，中国文学才到西方。它的第一个引领者是一位名叫詹姆斯·魏金森的英国商人。他在中国广东生活多年，通过英语和葡萄牙语译了一个四卷本的中国小说、戏剧、谚语和诗歌合集，包括《风月好逑传》、《中国戏提要》、《中国谚语》以及《中国诗歌》，1719年这部合集由英国人汤姆士·帕塞刊印了出来。13年后，法国传教士马若瑟把元代纪君祥杂剧《赵氏孤儿》译成法文，题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翌年被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所收，很快就有了英、德、俄等译本。但马译本没有唱词，所以1741年英国出了全译本。
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中，至少有一半都是文学家，如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等。伏尔泰对《赵氏孤儿》赞美有加，1755年特地把它改编成《中国孤儿》在法国上演。这出元杂剧的故事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记载，它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是一则舍生取义、替友人救孤复仇除奸的故事。几年之后，18世纪60年代，中国“十才子书”《风月好逑传》除了英译本外，很快有了法译本和德译本。但中国文学在德国大作家中首先引起反响的也是《赵氏孤儿》。歌德认为，这个剧“最深刻动人”。1781年歌德曾着手根据《赵氏孤儿》和《今古奇观》改编一个剧本《艾尔彭诺》，可惜没有完成。歌德最早提出“世界文学”的愿景，也是他最先在一部重要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中塑造了“世界公民”的形象。因此歌德把眼界朝向东方，朝向中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歌德对中国的了解不是通过传教士，主要是通过文学作品。就像当年的中国人不了解外国人而一概视之为“蛮人”一样，当歌德早年不了解中国的时候，对中国也是有误解的。但当他先后读到中国文学中诸如《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百美图咏》、《今古奇观》以及戏剧《赵氏孤儿》等作品的时候，很快改变了原来的成见，发现“中国人是一个和德国人非常相像的民族”，“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觉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纯洁、更明朗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容易理解的，平易近人的……因此和我写的《赫尔曼与窦绿苔》以及英国理查孙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之处”。出于对中国人的这种好感，歌德晚年还根据某些中国诗歌的主题，写了一个小诗集，提名为《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共14首诗。
在中西文化“热恋”了100年后，从18世纪后期起，西方派到中国的多是新一代的重商主义者，他们对中国的古代哲学不再感兴趣。18世纪60年代初，当腓特烈大帝二世向乾隆皇帝提出他的通商要求时，马上被拒绝了，这使腓特烈大帝对中国的热情骤然下降。腓特烈大帝态度的转变，标志着开端良好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关系的转折。这样，由于欧洲人的召引而向欧洲劲吹了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化风，又由于欧洲人的殖民意图而被推了回来！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愈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
——恩格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