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感”二字，最先是与孟宗直接发生着联系的。与孟宗出生稍后问世的《三国志·吴志·孙皓传》裴松之注引《楚国先贤传》一书云：“(孟)宗母嗜笋，冬节将至，时笋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叹，而笋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为至孝之所致感。”早在晋代成书的《楚国先贤传》中，就为孟宗哭竹的故事点明了孟宗“至孝之所致感”的孝行所在。反观董永呢?虽然最早记载董永事迹的载体当数竣工于公元200年左右的武氏祠石刻画像，其次是曹植约作于公元222年的《灵芝篇》一诗，其后有晋代干宝的神怪小说《搜神记》和宋代李昉的《太平广记》，无论是从武梁祠石刻画像还是到《太平广记》，(曾传西汉刘向作《孝子图》里提到董永事，但无可考证)记载董永故事时均未提到过“孝感”二字。至于元代成书的《二十孝图说》中，固然有对董永的赞诗：“孝感动苍穹”，但同时也有对虞舜的“孝感动天心”的赞u诗和对孟宗“孝感天地”的赞语，比较起来，对孟宗的赞语比对董永的赞诗更显得直白和明确，如果说董永的孝行是“感天”，那么孟宗的孝行则是“动地”(动地而竹笋生)二者各有所重，不可偏颇。这才组成了孝感孝子感天动地的完美孝行。况且，李存勖是公元924年即位的，《二十孝图说》一书是元代才问世的，不像《楚国先贤传》那样是李存勖在世之前，几乎与孟宗时间相隔不长问世的。所以，李存勖在改孝昌为孝感时，不能不考虑本地孝子孟宗的因素，此其一。
其二，孝昌县治自唐开元(721——741)年间移至澴水上游，故址在今孝昌县王店镇的黄城村附近，此地距孟宗的出生地直线距离约17公里，地缘较近确实便于李存勖更改县名时“就地取材”。
另外，从李存勖及其属下的官僚们的重门阀不重平民的禀性来看，他更改县名时对本地名人中有着显赫地位的孟宗不会不另眼相看。因为，李存勖即位时，对高官朱门是优待有加。即位之初，他即封“豆卢革为门下侍郎，卢程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而“豆卢革、卢程皆轻浅无他能。”但“上(指李存勖)以其衣冠之绪，霸府无僚，故用之。”由此可见一斑。至于董永，也许他在李存勖眼中只是个流寓孝感的平民，不是土生土长的人物，而且，董永孝亲事迹的前半部分“鹿车载父”是发生在山东省博兴董永的老家，与孝感无涉，而且其社会地位十分低下，显然是不及孟宗位极人臣之显赫的。李存勖更改县名时不会不考虑到这一现实情况的。
宦官叛乱
本来唐朝的宦官在朱温当政时被诛杀干净，宦官干政已经成为历史，而且整个五代中的梁、晋、汉、周都没有宦官惹乱，唯独在后唐李存勖在位的这几年，宦官势力开始有所恢复。这些人和刘皇后勾结在一起，渐渐形成一个反动的政治集团，对朝政施加影响，虽然影响没有唐朝的那样恶劣，但至少对李存勖来说，这是他走向灭顶之灾的开始。河南令罗贯正直敢言，郭崇韬很欣赏他，支持他清除豪门积弊的工作，效果很不错。但罗贯却得罪了后宫集团、大官僚集团和宦官集团，这些人非常痛恨罗贯，在李存勖面前抵毁诽谤。李存勖的母亲曹太后死后安葬坤陵，但通往坤陵的路桥因为各种原因坍塌，太监们便说乘机陷害罗贯，果然李存勖大怒，把罗贯抓来，打的死去活来。郭崇韬非常心疼，上来劝阻，说“陛下和一个县令斗气，传出来对皇上名声不利。”李存勖哪里肯听，干脆把郭崇韬关在宫外，让宦官把罗贯活活打死，暴尸街头，以示炯戒。罗贯一死，天下呼冤，并开始对李存勖是否有能力中兴唐朝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