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在甲午战争中以快慢决胜负，其实是两国文化心态封闭与开放所带来的不同应变功效。
中华文化曾以强大的吸附力成为东亚文明的中心，但在14至16世纪却转向自我封闭。18世纪末，乾隆皇帝对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带来的先进武器不屑一顾，说出“天朝无所不有”的豪言壮语。妄自尊大历来与因循苟且紧密相连。鸦片战争后，徐继畲因为撰写《瀛环志略》，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还因此被罢官：郭嵩焘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使西纪程》，被列为禁书，朝野上下无他容身之地;黄遵宪刻印《日本国志》无人问津，直到甲午战争后才被感叹价值《马关条约》赔款的两亿两白银。这些觉醒者的思想被认为是“学鬼蜮伎俩，有伤国体”。先进的观念消耗在与守旧派的争论和拉锯中，淹没在根深蒂固的防御思想中。禁钢在“中体西用”窄小的变革空间里。近代学习西方受到传统思维和保守力量的掣肘，改革仅限于技术，海权矮化为海防。北洋海军被当作活动的炮垒，没有夺取制海权的愿望和能力而采取绝对的守势运动，最后被消灭在威海军港之内。很显然，自闭自大的文化心理，带来的只能是行动迟滞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