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中古武人执政时代，逐渐打破旧有社会结构，使天皇的“至尊”和武人的“至强”两种思想取得平衡，并在这两种思想当中留下了思考思维的空间，为求变图新的活动开辟了道路。相对于中国追求把专制神权传之万世，日本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日本这种双重因素的存在，使它在转身近代时要比中国轻松得多。从实际情况看，日本的军部成为主导日本社会发展方向的“股肱”势力，日本军人处于社会的最高层，而不像中国军人那样居于社会的最底层和边缘、缺乏回应军事挑战的激情，这意味着日本拥有一个比中国的文人阶层更易受西方军事技术影响并对此迅速反应的统治阶层。当然，也正因为这样衍生了日本狂热的军国主义。就整个社会结构而言，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与西欧封建末期极为相似，更具接受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制度的环境条件。当日本打开国门与西欧接触之后，不像中国封建体制的惯性巨大，而是很快显现出符节相合、轻快转身的特点。正如郭沫若所说：“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日两国近代化程度相差不远，但是和洋务运动不同的是，日本新兴工业生产力提高很快。日本政府大力支持民间集资制造轮船和武器，将官办造船厂廉价出售给私人，并且制定措施奖励民间造船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求富求强方面，很快将清朝甩在了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