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截然不同的是，面对外部世界的巨变，日本以“神道”信仰为基轴，以天皇崇拜为核心，显示了独特、高效的“纵式结构”。明治天皇在民权与主权、南进与北进、文力派与武力派、国粹派与洋化派的争论中，选定并统一了国家前进的方向。在思想上，“维新之父”福泽谕吉、外相陆奥宗光向国民灌输这是文明淘汰野蛮的战争;“国民思想家”德富苏峰宣称“文明”的日本对“野蛮”的中国和朝鲜动武，是传递“力”的福音;“近代陆军之父”山县有朋抛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扩张理论。
当战争来临之际，天皇、元老重臣、军部、外交大员、思想家、媒体、民众迅速凝聚成一台高效的战争机器。甲午战争的发动和结局，是日本上下一心的结果。
透过社会力量的散与聚，我们可以看到，甲午战争战端未开其实胜负已定，战局进程和结局具有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