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专门召开炒面煮肉会议，对东北局机关、各系统、沈阳市、东北军区下达了完成炒面和煮熟肉的指标，要求从12月22日开始，至1951年1月22日的一个月内，共生产炒面325万公斤，熟猪肉26万公斤。
1951年5月19日，中南军区后勤军需部接到总部为志愿军炒大米125万公斤的紧急任务，军区动员驻武汉部队、机关、学校和地方政府，昼夜加工，10天内按时完成炒大米135万公斤的任务，并装车起运。一时间，国内有关省市人民，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到这一工作。城市、乡村呈现出“男妇老幼齐动员，家家户户忙炒面”的动人景象。周恩来等党、政、军领导人，在繁忙的工作中，也抽时间到制作车间，检查炒面质量，并与工人一起为志愿军制作炒面。
当周恩来制作炒面以及各地人民群众为志愿军日夜加工炒面的消息传到朝鲜前线，志愿军某兵站人员翻山越岭实施跟进保障广大指战员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部队喊出了“为炒面立功”的口号。
炒面，这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军用食品”，易于运输、储存和食用。打仗时，战士们随身背着一条炒面口袋，饥饿时，抓一把炒面塞进嘴里，再吃上几口雪，可继续坚持战斗。炒面帮助志愿军解决了运动战过程中给养保障的大困难。
到1950年11月底，第一批2000吨炒面送到前线。从第二次战役开始，炒面已成为部队主要作战干粮。12月23日，在第二次战役即将胜利之际，为了继续准备打第三次战役，彭德怀让洪学智代他起草了一份给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的报告，报告中指出：“由于敌机破坏，昼夜均不易生火做饭，夜间行军作战，所有部队对于东北送来前方的炒面颇为感谢。请今后再送以黄豆、大米加盐制的炒面。”
据统计，自志愿军部队入朝到1951年6月，共前运干粮3145万公斤，占前运粮食总数的16.7%，其中大多数是炒面。
炒面，解决了部队最低限度的物资保障，伴随着战士们浴血奋战，打了许多胜仗。通过这五次战役，共歼灭“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23万多人，收复了朝鲜北半部领土，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附近地区，扭转了战场上的被动局面。
志愿军把在国内作战组织给养保障的经验搬到了朝鲜
运动战阶段，后方供应的大量炒面，在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炒面长时间作为军队的主食是不行的。洪学智在《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录》中说：因为人体需要多种营养，而炒面的营养成分过于简单，缺乏多种维生素，长期食用会影响战士的体力和健康，影响战斗力。例如：炒面含水分少，长期食用容易上火，许多战士得了口角炎，而且长期吃炒面容易肚胀。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把在国内作战组织给养保障的经验搬到了朝鲜，组织生产，就地取给。
1950年12月23日，经与朝鲜政府协商，志愿军党委发布了《借粮规定办法》。规定军、师、团各级指定一名政治部(处)主任或副政委专门抓借粮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借粮。第一，挑选得力的政治、民运、军需干部和联络员，组成精干的借粮队，并加强教育，明确任务和方法，严格执行借粮政策和纪律。第二，统一划分借粮区域，以避免因地区贫富和远近不同，部队筹借数量不一而产生混乱和加重群众负担，或造成部队苦乐不均。第三，做好调查研究，弄清当地政权建立时间长短，群众觉悟高低，产粮、存粮数量等情况，然后确定借粮比例和方法。借粮比例一般按公粮的60%，如政府存有公粮，则应先借用公粮。第四，统一借粮手续，付给借给粮食的群众盖有公章的借据，以此向政府抵交公粮。借粮中紧密依靠朝鲜党政人员，发挥联络员的作用，避免了混乱，方便了事后的清理偿还。整个运动战期间，就地借粮共12172.5万公斤，占部队需求量的60%。其中，三十八军从1950年10月入朝至翌年2月的4个月中，借粮占应供量的80%，解了燃眉之急。1951年发生特大秋洪，交通中断，粮食再度告急，经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统一向朝鲜政府筹借粮食5831.5万公斤，基本保证了供应，使部队胜利地完成了防御作战任务。志愿军两次向朝鲜政府和人民筹借粮食18004万公斤，到1953年5月，已分期分批还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