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战役，志愿军部队仓促入朝，战斗情况多变，各级后勤之间联系困难，情况不明，给养补给跟不上快速行动的部队。此战役后方补给粮食只有12.5万公斤，就地借粮50万公斤。有的部队发生了饿饭现象，第四十二军在黄草岭阻击战中，断粮三四天，被迫挖土豆充饥。第四十军7个营饿饭3天。
第二次战役，志愿军部队轻装疾进，迂回敌后，运输线长，补给更困难，饿饭现象更为普遍。如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4日，第二十七军对长津湖地区立足未稳之敌进攻作战时，各部队消耗主要依靠战前储备的5日量给养物资。因军后勤仅有的15辆运输汽车，又被敌机炸毁13辆，分部前运物资的车辆，也在途中多次被炸或受阻，后方补充十分困难，送到部队的主副食物资十分有限，仅4.5万多公斤，平均每人主副食不到1公斤。加上敌机袭扰，部队白天不能生火做饭，只能吃冷饭、啃干粮、饮冰雪，生活十分困难。有的部队因粮食供应不上，靠就地筹借部分土豆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
第三次战役，志愿军部队向退守“三八”线之敌实施长距离的连续进攻，各级后勤因道路条件和机动能力限制普遍掉队，分部兵站跟不上军，军后勤跟不上师、团，主副食运输供应赶不上兼程前进的部队，有时赶上了也来不及分发，整个供应线形成前面空虚、中间脱节的状态。当部队进至“三七”线附近时，补给线长达500公里，给养供应极其困难。第四十军始终未供上，全靠部队携带和就地筹借。
第四次战役，西线两个军在汉江南北跨水作战，补运给养更为困难。东线11个师集中深入敌占区，后方粮食供应不上，当地缺乏群众基础，借粮不易，粮食告急。后转入机动防御长达64天，时值春雨，道路泥泞，敌机又乘隙封锁渡口桥梁，供应日趋严重。第三十九军有16天未得到后方粮食补充，第四十军缺粮只好喝稀饭。
第五次战役初期，由于兵站前移，运输线短，粮食尚可勉强补充。但“三八”线以南地区，原为南朝鲜控制，当地群众对志愿军不了解，同时这一地区作战频繁，屡受“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搜刮摧残，人民早已转移，物资十分缺乏，形成了“三百里无粮区”，加之此次战役又是防御作战，缴获的物资少，就地取给十分困难。部队在这种情况下靠携行给养作战，严重地妨碍了战争的进程。如第二十军在县里围歼战胜利后，因等待补给停止进攻三天，失去了向纵深发展的战机。
志愿军的给养保障从出现困难的那一刻起，就受到志愿军统帅部、党和人民政府，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高度关注。
炒面帮助志愿军解决了运动战过程中给养保障的大困难
针对战场上美军飞机轰炸、志愿军部队转入夜间作战、连续运动作战、白天不能生火做饭等作战及保障的特点，东北地区在战争初期曾大力组织生产饼干供应，但因饼干体积大，不便携带，难以满足部队的需要。于是，1950年11月8日，第一次战役刚刚结束，东北军区后勤部李聚奎部长、张明远副部长、苏焕清副政委、张济民副政委等，向总后勤部提出“以炒面为主”“制备熟食，酌量提高供给标准”的建议。同时，将样品送到志愿军征求意见。彭德怀和洪学智等几位副司令员看了样品之后，很高兴。11月20日，彭德怀让洪学智副司令员给东北军区后勤部发电报：“送来干粮样子，磨成面放盐好。炒时要先洗一下，要大量前送。”
根据志愿军统帅部的意见，从11月下旬即第二次战役发起前后，开始向前线大量供应炒面。由于需要量大，入朝部队每人每月按1/3供应，即需741万公斤。东北地区即使尽最大努力也只能解决500万公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满足前方部队紧急需要，周恩来提议，由政务院布置华北、中南各省市发动群众大量制作便于食用的炒面。
1950年11月12日，东北人民政府专门发出了《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要求沈阳市内各党、政、军系统，每日最低完成6.9万公斤炒面任务，从13日到12月2日的20天内最低完成138万公斤。炒面的基本成分为小麦面粉70%，高粱粉和大米粉30%，另加食盐0.5%。并对炒面的质量、包装及集中办法等作了具体规定。
11月17日晚，中央军委决定赶制干粮前送。周恩来决定在一周内赶制60万公斤炒面，送往前线，并就具体任务进行了分配：华北军区30万公斤，公安部队10万公斤，中央供给部2.5万公斤，军直供给处12.5万公斤，北京市政府5万公斤，要求11月28日全部完成。为了保证前方需要，11月20日，又决定增加布置120万公斤炒面的任务。具体分配任务：华北军区60万公斤，公安部队20万公斤，中央供给部5万公斤，军直供给处25万公斤，北京市政府10万公斤，要求12月10日左右完成任务。到12月初，各大单位全部完成任务，并按统一规格包装，及时运送朝鲜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