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鲁迅忙着买房
1919年早春,周作人发表《思想革命》,鲁迅则发表小说《药》,揭示小市民的愚昧和麻木,痛惜革命烈士毫无意义的牺牲。
对他们来说,这一年的5月4日似乎并不太重要。这天,鲁迅写了两篇文章,周作人干脆悄无声息。在整个新文化阵营中,这两位声名鹊起的同胞兄弟并没有参与学潮。
在波澜壮阔的1919年,鲁迅在忙着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在他已经客居七年的北京寻找一处大宅子;第二就是举家迁进京城。绍兴的祖宅已经出卖,必须在1920年春节前交出老宅。在五四学潮前夜,他开始四处奔波,寻觅新房。
5月4日当天,在《鲁迅全集》第14卷第335页中,日记素以情感色彩淡化甚至隐晦著称的鲁迅风平浪静、轻描淡写记曰:“四日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先生上午赴朋友“红白喜事”,下午与文友聚谈,品茗赏书,一派悠然见南山之势。
而据史料记载,当日新文化运动冲锋陷阵的刘半农“坐守北大指挥部”,组织社会支持。生死存亡紧要关口,他如何抽空到了鲁迅家中,“交与书籍”后,所谈何事,这一切,今天也无所考据了。
5.胡适等人打算“拆伙”
此日,周作人远在东洋。他与鲁迅商定,将家从绍兴迁往北京。为此,他于4月告假先回绍兴,将妻子和子女4人送往日本东京岳母家,还没有来得及去逛上野公园,就听到五四的消息。5月18日,他赶回北京,约陈百年、刘半农、王星拱4人,去慰问、探视被捕学生,结果被拒绝,只好在门前站着看了一会儿,便返身回了家。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胡适5月4日在上海。4月底,他就前往上海迎接自己的导师杜威。5月6日,才从报纸上得知北京发生学生骚乱的消息;5月7日,又收到陈独秀的来信,报告五四运动的详细经过。
胡适是公开的“复课派”,他对学生说:“单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
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
在他的影响下,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初期学生领袖纷纷退出运动中心,并对五四运动表示反省。傅斯年更是联合胡、罗等人,要求将北京大学迁到上海去,并讨论“不要哪些人去”,被主持校务的沈尹默等人斥为“拆伙的打算”。
五四运动一周年时,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说:“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