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警赶到时，大部分游行示威的人已经撤离，许德珩和在外面维持秩序的32人，被捕入狱。而傅斯年离开现场较早，故未被捕。
手举“五四”大旗的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为何提前离开了现场，真情早已不得而知。颇耐人寻味的是，5月5日，他与一个“冲动到理智失去平衡的同学”打了一架，于是“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这样，傅斯年便退出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那天，住在赵家楼附近的郑振铎午睡刚起，便听见有人喊失火，紧接着又看见警察在追赶一个穿着蓝布大褂的学生;从什刹海会吃茶归来的沈尹默，走在回家路上，“看见满街都是水流，街上人说道是消防队在救赵家楼曹宅的火，这火是北大学生们放的”。
3.蔡元培营救学生后辞职
最为悲壮者，为广东文昌(现属海南省)人氏郭钦光，5月4日行动，他奋袂先行，见当局下逮捕学生令，愤然大痛，呕血盈斗。弥留时曾叹息道：国家濒危，政府犹以狮子搏兔之力，压一线垂尽之民气，日本政府镇压我留学诸君之事，不料亦发生于我等生于斯长于斯之祖国，事可知矣!话毕呕血更甚。三日后便悄然而逝，享年24岁。
5月4日当晚，蔡元培先生参加了北大三院的学生集会，他一面慨然应允全力营救被捕学生，一面却苦劝学生不要再开会，照常上课，以免“节外生枝，增加营救的困难”，但学生不听他的，仍四处奔走计划联同北京其他高校一同罢课以示抗议。
蔡元培并不反对学生关心政事，“读书不忘救国”乃是他的名言;5月2日，他还在北大饭厅召集学生代表开会，号召大家奋起救国。
对于当晚他苦劝学生低调、冷静一事，蒋梦麟多年后在《北京大学与学生运动》一文中分析到，“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对于蔡元培这样一个文化救国论者而言，显然不希望学生个个都变成职业革命家。五四运动闹成这个样子，蔡元培觉得自己有负北大校长的职责。于是，当办完最紧急的事———营救学生后，便辞职离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