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黑名单是由原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分局主任、后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廉姆?科比于1962年之后督促拟订的。科比这一做法并不仅仅局限于印尼。他在1990年所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把对印尼共产党的情报收集工作与他在越南所指挥的臭名昭著的“菲尼克斯”计划作了比较。在后一计划中，有两万名越南全国解放阵线的成员和支持者被列入刺杀对象名单。
根据《悉尼晨报》此一报道的作者玛丽安?威尔金森，最新文件包括了美国有关大屠杀前的“绝密级”和“机密级”记录，这些材料是由华盛顿的研究者约翰?凯利为制作一部过时的纪录片而收集的，它们已经被收进最近的解密文件中。还包括由美国律师凯茜?卡登于1990年得到的美国杀人名单记录。
但在这些最新资料中，没有一件是有关苏哈托发动政变前的准备阶段的。但资料显示：这些政变发生仅四天之后，格林就表示希望军方能够利用1965年9月30日六名将军被杀的机会，指控印尼共产党阴谋夺权并控制印尼。
尽管格林说印尼共产党对事件的参与的“并不确定”，他于1965年10月5日发给华盛顿的电信中，仍强调军队必须行动果敢：”不管是何背景…...军队控制着局势，它拥有诸如报纸、电台、电视等重要的权力工具。它还掌握了六名高级将领被杀的原因;如果军队想利用这一点的话就可以加以利用。它已经开始这样做......除了共产党和他们的随从，宗教信徒团体和其他人都站在军队一边......”
“如果行动神速的话，军队现在具有击败印尼共产党的大好时机......被害将军尸体的发现，使上述汹汹势头达到了高峰。总而言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格林指出：华盛顿期待印尼军队废黜苏加诺总统的夙愿终于可以开花结果了：“尽管有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我们相信军队会把最近的事件归罪于印尼共产党及其盟友。虽然尚不能断定其终局，使印尼摆脱苏加诺影响力的痛苦过程，看来似乎已经开始......”
他建议华盛顿“当权力斗争公开化之时，应避免公开的卷入......然而，要明确地向军队中的关键人物——那苏兴和苏哈托表明：我们希望尽可能地伸手帮助......广泛传播有关印尼共产党罪责、阴谋和暴行的故事(如果我们可以找到某种方式不暴露这一宣传纯粹或大部分是出于美国所下功夫的话，这也许是目前能够给予印尼军方最急需最有效的援助)”。
两天后，格林警告华盛顿他担心军队也许走得不够远，“军方抗拒苏加诺的决心仍然很不清楚。”他写道。然而在他汇报军队专门对付劳工阶级的行动时，却称在这方面显示出了令人鼓舞的迹象：”军队横扫了下层阶级居住的雅加达郊区，围捕了在9月30日暴力事件中表现积极的共产党准军事分子。”
在此之后的10月8日，格林变得更为乐观!“在印尼的多少年以来，共产党第一次抱头鼠窜了。”他发电说。其中让他最为鼓舞的是：“印尼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分崩离析，党的文件四处散失。今天雅加达印尼共产党总部的被焚烧，使这一情况达到了顶点。”
至10月13日，格林可以放心报告大清洗正在取得进展：“反共行动继续不断升级。今天的战果包括关闭亲共的大学校园，取缔左翼学生组织，对印尼共产党据点发动更多的攻击......青年团体捣毁了第二家印尼共产党的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