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问题严重，给斯大林的信被克鲁普斯卡娅压了一天，没有立即发出。3月7日才送达斯大林，斯大林当即写了回信，信中反驳了列宁的指责，说曾经对克鲁普斯卡娅说过如下的话：“医生禁止告诉伊里奇政治方面的消息，认为这种制度是治好他的病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然而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竟然破坏这个制度；不能把伊里奇的生命开玩笑……”斯大林接着写道：“我并不认为这些话里有什么粗暴和不可容忍的地方和‘反对’您的意思……我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交换过意见，已证实在这件事上除了一些不值一提的误会外什么问题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斯大林在信的末尾最后写道：
不过，既然您认为为了保持“关系”我应当“收回”上面那些话，我可以把它收回，而不去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错”在哪里，到底想要我怎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第493页)
这不像一封真诚的道歉信。也许斯大林在电话中说的基本内容就是这些，但同样的内容可以用不同口气和态度说出来，听话人的感受也会大不相同。当时处于核心地位的三驾马车之一加米涅夫于3月7日写信给季诺维也夫说：“斯大林的复信十分无奈地、酸溜溜地表示歉意，老头子未必会满意。”(《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第494页)
关于此事，苏联作家贝克采访过列宁秘书玛·阿·沃洛季切娃。沃洛季切娃说：
我到克鲁普斯卡娅那里去，提醒她，列宁在等斯大林的答复，焦急不安。看来这个理由起作用了，她同意把列宁的信交给斯大林。我亲手转交了信件，请斯大林给列宁回信，因为他等待回复并焦急不安。斯大林当着我的面，站着读完信，面色平静。沉思了一下，缓慢，清晰，逐字地说：“这不是列宁说的，这是他的疾病说的话。”他继续说：“我不是医生，我是政治家。我是斯大林。如果我的妻子是党员，做得不对，受到惩罚，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干涉此事。而克鲁普斯卡娅是党员。不过既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我准备为粗暴行为向克鲁普斯卡娅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