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者还称，作为垮楼事件的工作小组成员，何高波曾数次参与过奉化市组织的小组会议。奉化市纪委的事故调查组成立后，何高波就开始变得惴惴不安。
一位官员回忆称，他最后一次看到何高波时，何看上去有点精神恍惚，“言辞间，很怕问责到自己”。
与会者证实，后来，锦屏街道一位领导实在看不下去，一度亲自出面安抚何高波，“大概的意思是跟他说，没事，有事也轮不到你，你放心”。
但何高波或许只是将信将疑。知情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他去世后，警方才发现，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他给一位亲友发去的消息，“大致的意思是，自己会不会受到处理?”
这位亲友委婉地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后，再无收到他的回信。
“谁也不知道谁将成为被牺牲的那一个”
追责的高压一直存在。当地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奉化垮楼后，多位浙江省、市领导都给予批示，而一位中央领导人，更数度对相关问题进行批示。
垮楼后的第二天，4月5日，宁波市市长卢子跃在奉化主持召开的事故善后处置会上，就为事件的追责定了调，他要求“认真查明事故原因，……依法追究责任，给人民群众一个科学权威、真诚负责的交代”。正是在同一天，奉化市纪委牵头成立了责任追究调查组，并启动问责机制。
当天下午，奉化市纪委就开始走访部分住户。南方周末记者机缘巧合，曾亲身见证过一次纪委询问调查的全过程。
在那次常规的调查中，纪委工作人员数度告诉住户，他们调查的主要方向，正是官员的“渎职问题”。其询问的问题，也大多与此相关——“你们当时都向谁反映了?叫什么名字?他们怎么处理的……”
而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居民们抱怨的对象，也正集中于社区、街道两级最前沿的干部。
“按照过往的逻辑，这种死人的事故一定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奉化市政府要求匿名的一位官员说，更何况，在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中，此事也已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恐慌因此蔓延，“谁也不知道谁将成为被牺牲的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