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信1945年纽伦堡审判时宣布的法则：“每个人都负有国际义务，它们超越了对国家义务的服从。因此，为防止危害和平与人性的罪行发生，公民个人负有的责任和义务可以与国家法律相抵触。”
据此，我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并掀起了一场纠正这种错误行为的行动。我并未汲汲于名利。我并未寻求出售美国机密。我没有与任何外国政府合作以保证我的安全。相反地，我把我知道的事情面向公众公开，因此我们所有人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讨论影响着我们所有人的事情，我向这个世界寻求的，是正义。
决定向大众公开影响我们所有人的间谍活动，关乎道德抉择，需付出高昂的代价，但这是该做的事情，我不会为此遗憾。
从那时起，美国政府和情报部门试图拿我“杀鸡儆猴”，警告所有其他可能会说出我所说事情的人。我的政治表现使得我成了被追猎的对象，成了无国籍人士。美国政府把我列入了禁飞名单。它在法律框架外要求香港将我遣返，这是对国际法“不推回原则”(non-refoulement)的直接侵犯。美国政府对所有帮助维护我人权、尊重联合国庇护制度的国家发出威胁。为了一个政治难民，它甚至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手段，命令其军事盟友迫降拉美国家总统的专机。这些危险的步步升级的手段，不仅是对拉美国家尊严的恐吓，也是对所有人、所有国家都享有的基本权利的恐吓，是对希望在免遭迫害中生活，寻求并享受庇护权利的人的恐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