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承认，中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诠释也是不明确的。别的不说，何谓“大国”？外交系统的正式说法是“major country”(主要国家)，新华社称“big power”(大强国)，还有不少媒体称为“big country”(土地人口众多的国家)。造成这种概念混乱的原因只有一个，即避开西方惯用的great power(列强)，因为这个概念曾经属于侵略中国的那些大国，而中国不在其内。其实，中国如果对外理直气壮地用great power，那么中国人的思路反而变得清晰，因为中国事实上已经是现存国际关系体制的重要成员，尽管不是这个体制的始作俑者之一。
当然，中方的概念不清并不是美方坚持军事决定论的理由。如果我们要同美方就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进行互动，首先应当强调政治互信，并以它引领军事互信。政治互信是根本性问题，包括对双方各自政治体制的包容与不干涉。军事互信的目的是危机管控，说到底还只能算是技术性问题。前苏联过于相信军事互信的政治效果对其体制垮台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样，美国朝野也有不少人希望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全场紧逼”的军事态势将迫使中国就范。我们必须吸取前苏联的历史教训。多尼伦提出的是一种狭义的战略互信观，中国必须用广义的战略互信观，即政治互信引领战略互信的总体思路加以回应。在枝节问题上片面作回应，比如网络安全，是不明智的。(作者是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