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2012年2月访美前在《华盛顿邮报》的书面采访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亚太国家最关心的是保持经济繁荣、维护经济增长和区域合作势头。在人心思安定、人心思发展之际，人为地突出军事安全议程，刻意加强军事部署、强化军事同盟，恐怕并不是本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希望看到的”。但美方一直对此没有做正面回应，继续坚持把建立军事优势放在美中关系的首位。多尼伦的演讲虽然对美国亚太战略的咄咄逼人姿态有所收敛， 但只谈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与过程， 不谈目标和结果，显然还是突出军事议题的思维定势。比如，他把军事互信放在首位，声称美中要举行更深层次的军事对话，这种对话是“新模式”的必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中国正扩大亚洲军事存在，加大了两国因错估或突发事件而造成关系大局不稳的风险。他开出的另一个条件是网络安全对话。
危机管控固然必要，但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与美国的新遏制战略有关。建立军事上的危机管理机制本来就是冷战期间开始的，说明美国的现行亚太战略是从遏制角度来思考的。美国的这种思维定势难以改变，因为其源头是大国兴衰论，这是一种刻意强调军事实力的消长而决定国际关系走向的理论。军事决定论与中国的儒家学说是相悖的。正如基辛格所言，中国人从来不以建立精神上的“希望之乡“为借口夺取别人的土地。因为中国人的“希望之乡”就在中国，而中国人长期在那里生息，没有民族大迁徙。而从大国兴衰论的视角来看，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成为19世纪末的日本和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