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容写完《革命军》后，就拿给章太炎看。章太炎越读越兴奋，激动地说：“我的反清文章，阅读和理解的人都不太多，大约是因为我的文字太艰深了。邹小弟写得这样通俗易懂，激动人心，真是好文章。”章太炎立即写了一篇《<革命军>序》交给上海大同书局正式出版。书上署名是“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
清王朝最后一桩文字狱案
在《革命军序》一文中，章太炎指出：“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并盛赞邹容的著作“一以叫咷姿言，发其惭恚，虽嚚味若罗、彭诸子，诵之犹当流汗祇悔。以是为义师先声，庶几民无异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负贩之徒，利其径直易知而能恢发智识，则起所化远矣”。 他的意思是说，邹容这本书，完全以呐喊放肆的语言，引发人们的惭愧和愤怒。即使像罗泽南、彭玉麟这样愚昧的人，读了此书也应该流汗深悔。把这本书作为正义之师的先声，大概人民是不会有其他想法的，而那些有才之士也知道自己应该迷途知返吧，至于杀猪卖酒的小生意人，受益于此书的直白易懂，从而能恢复发扬智慧见识，那么此书的影响就深远了。随后，章太炎又在《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继续痛斥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所谓的“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实际是“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章太炎坚决站在民族民主革命立场上，对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而对于革命斗争则给予热情的讴歌。
这时候，清廷嗅得章太炎文中的隐隐杀机，饬令两江总督魏光焘严加缉拿这群“倡演革命邪说”的“不逞之徒”。魏光焘以“苏报馆刊布谬说，而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为词，密令江苏巡抚派候补道俞明震专程从南京赴沪，协同上海道袁树勋，要求上海租界当局逮捕《苏报》上一帮倡演革命的乱党分子。
1903年6月29日，即《苏报》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当天，上海道和租界工部局达成协议，由工部局派外国巡捕和中国警探到苏报馆抓人，指名抓捕陈范、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人。陈范事前闻讯躲开，蔡元培早已避往青岛，章太炎、邹容不在，只抓走了一个账房先生。当天晚上，章太炎得到巡捕抓人的消息，根本不当一回事，只说“小事扰扰”，依旧钻进被窝睡觉。更出奇的是，他第二天照旧到《苏报》报馆里去，结果就碰上了租界巡捕来继续抓捕，巡捕还没问他“请问英雄出处”，章太炎自己倒大大方方走上前，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余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这可真说得上是自投罗网了。租界巡捕喜不自胜，连忙一把铐了去。当时邹容也是追捕对象，但他闻讯躲到虹口一传教士家里。章太炎被带到工部局的巡捕房里，却写了一封信，“以大义相招”，要他主动投案。邹容也真讲义气，果然于7月1日到租界巡捕房自首了。接着，《苏报》报馆被查封，财产没收，陈范破产逃往东瀛。
这样就引发了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桩文字狱案——“苏报案”。
清王朝建立以来，自文网苛密的乾隆朝以后，文字狱案就很少发生了。道光、咸丰、同治各朝均无文字狱记载，“苏报案”可说是有清一代文字狱的最后一幕。在案发之前，慈禧太后还梦想着仿效康熙、乾隆朝文字狱案的处理方法，计划着迅速扑杀革命火种，“一日逮上海，二日发苏州，三日解南京，四日槛京师”，而后凌迟处死，杀一儆百。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清廷的意料。由于西方各国领事馆的阻力，清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
由于《苏报》报馆设在英租界内，清政府入租界捕人，必须事先征得外国领事的同意。因此，当逮捕《苏报》馆主、主笔及章太炎、邹容的谕旨下达江苏督抚之时，他们不得不与上海的外国领事团交涉，请求签发拘票捕人，但各国领事为了维护租界治权，坚持不允。后来经过双方谈判，此案定为“租界之案”，清政府无权将有关案犯解出租界独立审判，只能由设在租界的“会审公廨”来审理此案。清政府委托洋人律师指控《苏报》“污蔑今上，挑诋政府”，指控章太炎、邹容“大逆不道，谋为不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