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反冒进”十分不满。1958 年1 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严厉地批评“反冒进”说：“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在毛泽东看来，反冒进就是泄了六亿人民的劲。他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2 月18 日，他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50 米远。这年5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陈云都在大会上作了检讨。
有人问过我：周恩来的检讨是违心的，还是不违心的?我说：我的感受是两者都有。人的思想是复杂的，有时还会充满矛盾，遇到自己还没有把握的新问题时尤其是这样。他有想不通的地方，因为当时确实发生了冒进，这是事实，他作为当家的更有强烈的感受。据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范若愚说，他写检讨时，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可见他内心一定很复杂。但很难说他完全是违心的。他亲笔写的检讨中第一句话就是：主席总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过多从战术上考虑问题。我看这话还是发自内心的，至少是努力去想通问题。以往，许多事都是毛泽东想得更远、看得更准。这时，“大跃进”运动刚刚开始，它的后果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谁都不能完全看得准。尽管当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旦把群众的热情充分发挥出来，也许真能创造出谁都没有预料到的奇迹来。这是我对他这个检讨的理解，是否符合实际，请大家研讨。
再谈“文化大革命”，这是更加复杂的问题。
对“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可以说并无思想准备，是被动卷入的。此前不久，他刚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忙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中间发生邢台大地震，以后着重投入北方八省抗旱工作。批判《海瑞罢官》这件事，事前根本没有让他知道。派工作组后那些日子，他又出国了一段时间。最初，他参与得并不多。
应该承认，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有个过程。最初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黑暗面，特别是干部中存在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同群众对立的现象，需要放手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加以纠正的时候，他是赞同的。只是在方法上，什么人都打倒，搞过火斗争，他不赞成;还有，这时他讲得很多的是“抓革命，促生产”，生怕在这方面出问题。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它造成的灾难性恶果突出地表现出来。周恩来越来越忧虑，力图加以限制和避免。但当时能供他选择的余地很小很小，可以说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只能意味着同毛泽东决裂，然后被打倒。这不是个人问题。国家的外交、经济工作等如何运行?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如何力求减轻以致挽回?大批党内外干部怎样尽力保护?对党和国家怀有强烈责任感的周恩来，怎么可能不顾这一切而任意行动?另一种选择，得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时还得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这对他是一种十分痛苦的选择，但不付出这样的代价，就不可能发挥这些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的作用。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背后，是一种怎样的心情!这种韧性的战斗，岂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陈云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这是真正了解他的人所说的话!
我在一所大学作报告时，有人递了个条子问：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不是软骨头?我回答了一句比较重的话：不能用小市民的市侩心理去忖度一个对国家民族肩负着沉重责任的政治家所思考和权衡的内心世界!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并不是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每句话、所做的每件事都正确，都无可非议。这里用得着毛泽东评价孙中山所说的：“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周恩来逝世时，举国上下那种发自肺腑的巨大悲痛，已经回答了上面所说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