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认为肉类果蔬公司“充斥了异己分子，敌对分子和破坏分子（已经枪毙了48名）。”至于直接领导这些部门的共产党员，则根本没有直接研究考察果蔬生产，仅仅限于下发官僚主义的文件和一般性指示。故此要把粮食征收部门的经验运用到果蔬生产和征集方面，“要对机会主义”进行坚决斗争。
干部们是在努力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1930年农民粮食被征收后，已经有百万人缺少口粮，拿不到凭票证分配的定量，饥荒出现。使情况日益加剧的是，干部们没有或不敢说真话，斯大林手中没有确切的粮食产量统计材料，国营农场官僚主义严重，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为了迎合高指标，便高报产量，因为按科学规律办事、从实际出发，那样的产量是根本达不到的。然而，不照上级的意见提供浮夸产量就会被说成“右倾机会主义”“保守”等，从而招致严重的政治后果。
于是浮夸数量变身为“政治任务”，一股脑儿压到农民头上。1932年主要产粮区遭遇灾害，旱涝交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粮食产量，而城市人口增加了400万，又加大了口粮需求。书中称斯大林在1930-1933年出口西欧1200万吨谷物赚回的外汇4.42亿多卢布，是用“白骨”换来的。据统汁，1932年一年出口量就能养活70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