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一声枪响，整个大清如摧枯拉朽般，一个新时代很快到来。早不甘心寄人篱下的陆费逵终于迎来机会，他辞职与同事自立门户开创新事业。1912年元旦， 陆费逵起草发表《中华书局宣言书》刊于《申报》上，说明书局宗旨：“国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他广而告之自己半载以来和同志编辑的教科书，小学已经初成，中学师范正在进行。
新政府成立后果然立马把新教科书编写提上日程，被任命为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是老商务人，他刚从国外回来就去找张元济。拉走了商务的蒋为祥去商讨，于1月19日颁布了新课本大纲。
然而，此时商务很显然慢了半拍，直到1912年五六月间教科书才编好。而此时中华版《新中华教科书》早就用作春季学生课本，由于内容适合当时政体大受欢迎。 中华书局在陆费逵的主持之下，一跃仅次于张元济的商务之后。
辛亥前全国小学生110万，辛亥后是230万，这个数字每年以百万递增。在这庞大的教科书市场上，张元济的《共和教科书》为了争夺，不惜血本对折跟陆费逵竞争。双方不仅在教科书竞争，在工具书、古籍、杂志上也激烈角逐，你出《辞海》我则推《词源》；你印《四部丛刊》我就出《四部备要》；你有《东方杂志》、《教育杂志》我则创办《中华教育界》、《大中华》等八大杂志。陆费逵与张元济在出版、印刷、发行、投资等各方面展开全方位竞争，两人还因为一本书不惜对簿公堂。
其实张元济对陆费逵多少有提携之恩，而且这对文化对手是不折不扣的老乡，一个是海盐人一个是桐乡人，同属于浙江嘉兴地区，无奈商场如战场。两人都是近代文化史上巨擘，他们影响了近世社会的阅读风尚。如今为了纪念他们对文化的卓绝贡献，他们家乡的图书馆分别以他们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