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虽远离庙堂之远，但是对大清还是充满着依恋之情。在1911年年初，他还向内阁大臣、庆亲王奕劻上了手折，希望能从教育入手力挽将倾的大厦。奕劻受摄政王之托让学部尚书唐景崧成立了“中央教育会”，任命张謇为会长、张元济为副会长。6月时，一场旨在“教育改革”的“中央教育会议”由张元济主持召开，在各派吵吵嚷嚷中达成12项决议，包括废止小学生读经讲经课。
大清摇摇欲坠，张元济对革命却一直悲观，商务编辑蒋维乔回忆说：“彼本有保皇党臭味，提及革命，总是摇头。遂肯定的下断语，以为革命必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在张元济眼里，清室有着二百多年基业呢，革命党小打小闹难成大局，陆费逵这样“80后”的话无疑是稚嫩的，所以新教材之事如杞人忧天。
这样的决定符合商务和张元济一贯作风，他向来是保守主义者，就连身份敏感者著作也一律不出版，甚至拒绝过孙中山的《孙文学说》。1919年孙中山托人把稿子送到商务时没想到被拒，因为张元济觉得此时孙中山是敏感人物。这让孙中山一直耿耿于怀，他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以严厉批评了张元济为“保皇党余孽”。
对手
遭到张元济泼冷水后，陆费逵认为自己明珠暗投。他认准目标不放弃，在辛亥革命来临前几个月开始邀集戴克敦、沈知方、陈协恭等几个商务同事，每晚在他家里商讨编书事宜。几个有革命思想的年轻人，挑灯夜战着手编写一套不同以往的新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