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艰难的转弯
出乎郭沫若的意料，他的挚友、导师、心中的太阳毛泽东，却钟情于秦始皇。其实，这信息早在重庆报纸发表《沁园春·雪》的时候，就已经透露出来了。但那时二人的关系尚属诤友，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还被毛主席列为延安整风文献之一。
尽管郭文的原意是惋惜正直的知识分子李岩被杀，指出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是重用权臣、骁将，不用知识分子，为此他甚至想写李岩和红娘子的悲剧，以警后世。但毛主席却从文章中总结出“革命胜利后不能骄傲”的历史教训。文章虽说见仁见智，可毛主席把郭沫若的史论当作革命的镜子，却是不争的事实。有了这一层关系，郭沫若骂骂秦始皇就没有什么不便的地方了。
五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事情是由范文澜的一篇文章引起的。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说：“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这时有人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主席立予驳斥：“民主人士也称我们是‘秦始皇’，
我们与他们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如此明确地肯定秦始皇，而且是点名民主人士“骂我们是秦始皇”，这不能不使郭沫若惊悸。于是，他开始了艰难而又苦涩的转弯。
六十年代初，郭沫若出版了《读〈随园诗话〉札记》。全书凡77条，其中第8条就是《论秦始皇》。在《诗话》中，郭沫若重谈焚书：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然而秦始皇所焚并不多，书多藏在官家，民间欲学书者可就官家学习，此犹今之图书馆也。“普天四海大烧其书”变成了办图书馆，为了转过这个艰难的弯子，郭沫若可谓煞费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