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签署“求情信”的师生，是否如某些人所指责的“法盲”?
刘仁文：首先，不管是谁，都有表达诉求的权利，这和自身是否具备法律素养没有太大关系。其次，即便是“法盲”，也不宜指责。法院应当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听取民意，只要不是被民意裹挟。
3、 ：国外法院如何去倾听民意呢?
刘仁文：国外有一个“法庭之友”(或译作“法院之友”)制度。简单说，“法庭之友”不是诉讼当事人的任何一方，可以是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回应诉讼双方的当事人请求，或是出于自愿，提出相关资讯与法律解释的法律文书给法庭，以协助诉讼进行，或让法官更了解争议的所在。提出这种法律文书的人，被称为“法庭之友”。而复旦师生的“求情信”，有点像是国外的“法庭之友”。
4、 ：有人认为，“署名者不及师生1%”，民意诉求和联名人数有关系吗?
刘仁文：社会关注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求情信”本身是不是在摆事实，讲道理，有没有证据支持，而不是关注求情的人数占多大的比例。
人数多少可以反映出部分问题，但不能作为主要指标来衡量问题。
“量刑判断”需要回归法律
5、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求情信”是在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之后发起的。发起人之一复旦大学教授谢百三也表示“对嫌疑人林森浩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话，觉得有些不妥”，“当庭宣判”的问题怎么看?
刘仁文：我国目前强调当庭宣判，目的是防止事后暗箱操作，出现司法腐败等现象，但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应当辩证地看。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作《美国司法细节观察——与一位美国法官的通信》，专门提到这个问题。在美国有一个缓刑部门，相当于量刑建议部门，是法院的得力助手，从他们那里，可以了解到被告人的罪行及其生活状况，如他的家庭、教育、工作，以及他的医学或精神上的问题，还包括他的犯罪史。
按照我国法律，如果二审宣判死刑，最高院核准死刑后，七天就要执行死刑。我觉得这种制度设计不恰当，杀人还是不急为好。像这样的案子，在开完庭后，确实要了解当事人的人格、背景如何，这样才比较科学，防止简单的“杀人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