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资料图)最终不得不承认，昆明暴力事件是恐怖主义行为
于是，西方联军的先发制人军事打击，无论造成多大的恐怖、滥杀了多少平民，都不是恐怖袭击;而只要是明确针对西方全球统治、带有颠覆性的暴力活动，无论规模大小，恐怖与否，都是恐怖主义行径。所以，恐怖袭击其实并不靠恐怖程度衡量，也不以平民的死伤为标准，确切说，与伊斯兰教本身也没有必然关系。之所以一些典型的恐怖袭击事件带有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文明冲突”的表象，无非是因为坚持秩序主义的西方正好都是基督教国家，而坚持颠覆主义的势力又恰好在伊斯兰国家中表现得比较突出。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在面对发生在中国的恐怖袭击时会采用双重标准。不用说，中国并不是西方统治联盟中的一员，恰恰相反，中国的崛起实际上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甚至是更大的颠覆，从根本上讲也是在动摇当前的全球秩序，也是在挑战西方的领导地位。所以，按西方对于恐怖主义的内部标准，所有针对中国政府的政治性暴力袭击事件，不仅不是恐怖袭击，反而为西方所乐见，因为这些袭击起到了削弱中国力量、妨碍中国崛起的作用，客观上也就辅助了西方的秩序主义，相当于是一种“好的”恐怖主义。
既然另有一套关于“好的”恐怖主义的认定，当然也就有了双重标准，自六年前3.14直到最近的3.1，在所有这些发生在中国的事件中，西方无一例外都是双重标准。其实很正常，一旦看穿了西方版反恐的本质，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处在西方双重标准之下的中国版反恐
就这样，由于中国在当前国际秩序中的特殊地位，造成了中国版反恐的特殊性。
对源自新疆的恐怖主义来说，无论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如何，中国的国家行为即已构成了全球秩序的一部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世界“麦当劳化”的一部分，甚至很多方面有过之无不及，中国政府在维稳和打击极端势力方面与西方的做法也并无不同。所以，其他方面暂且不论，如历史上中原与西域、汉族与维族的关系等，仅凭中国自身的秩序主义立场，就已经成为了恐怖主义分子心目中的颠覆对象，就是打击目标，没得商量。
从这个方面看，中国版恐袭与反恐这一对立，与西方版有相通之处，本质上都是围绕着秩序的维护与颠覆。只要既定秩序中包含着中心与边缘、上层与下层、先发与后发这种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在结构，那么秩序与反秩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就不会停止，一旦表现为暴力冲突，在秩序主义者眼中，就是恐怖主义。
但正如前面所说的，中国政府在国内所实行的秩序主义，却又不能完全被西方全球范围的秩序主义所承认。因为国内的秩序主义实行得越好，意味着中国的崛起速度越快、力量增长越快，也就意味着对西方全球秩序的颠覆性越大，挑战性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