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力满腹委屈：“不瞒习副总理，1959年庐山会议后，这里还是到处都搞‘卫星田’。上面瞎指挥，种麦每亩地下种几十斤，甚至200斤。瞎指挥又遇上了1960年大旱，麦子产量呀，连种子都顾不住呀。可吹产量呀，一个比一个高。吹完了，听完了，上边还要装模作样地下来，检查工作。没办法呀，只好造假了。上边压下来的事，只能照办。不照办，就得挨批斗。”
面对习仲勋一行，杜村寺大队学校教师孙守德出言谨慎：“这些还是不说吧。不知哪句话说错了，就犯纲犯线了。自己挨批斗不说，还祸及家人呀。”
习仲勋说：你大胆说，一切由我负责。孙守德这才开口：您去看粮仓了没有?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后，到处都搞卫星田。您去看看我们这里的3块卫星田：一号卫星田，是公社主要领导的;二号卫星田，是县里主要领导的;三号卫星田，是地区主要领导的。他们只以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中的‘种、密’为依据，以每亩播10斤种能打800斤、播100斤种就能打8000斤为逻辑，强迫这儿的干部种麦每亩下种100斤甚至200斤，然后按照这个逻辑公式，以每亩麦播种200斤产出15000斤作为成绩来上报。结果呢?连种子都顾不住。可是，把产量吹出去了，上边到下边来检查，怎么办?只有造假粮囤一条路!
孙守德接着说：坡胡公社孟排大队马同义，发现深翻的土地上小麦和玉米增了点产，县委书记就汇报到党中央、毛主席那里了，就受到表扬推广了。可到了下边，硬要强迫你用在种红薯上，把地翻挖4尺多深，再一层肥一层土去填平。可红薯不喜高肥地，只顾长秧，就是不长茎块。但是，领导们只依据红薯秧长势好得很，就报喜了，说：一棵红薯能吃半年。瞎指挥、强迫命令，劳民伤财，咋能不出现大饥荒呢。
习仲勋问：“你五叔跳井寻短见是怎么回事?”
孙守德眼泪欲落，沉默不语。
双方谈得很晚，孙守德尴尬而内疚地说：“中央大干部到农家，该吃饭了，我竟管不起几位一顿饭……”
习仲勋如鲠在喉：我们无颜吃农家的饭。
四、长葛百姓皆兄弟
在习仲勋面前，百姓为什么敢说掏心掏肺的话?除却“一切后果责任由我负”、敢于为百姓担当责任外，习仲勋处处都能与百姓打成一片，也是一个至关紧要的因素。
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党和国家领导人，依照规定，习仲勋下乡调查是必须保密的。习仲勋虽然衣着朴素，但他的口音与当地人还是很不一样的。加之他身材高大，气宇轩昂，还有当地干部、保卫人员随行左右，走村串户调研时，不免为百姓所注目。习仲勋一行的做派，甚至让百姓疑窦丛生：“咋不像过去的参观团呢?一来都得去欢迎，不去就非推着你去欢迎!”
习仲勋告诉随行人员，无论走到哪儿，他的身份就不用保密了。就说是国务院副总理到长葛来调查。这说明中央政府对长葛人民很关心。帮助长葛工作，有何不好?
他还要求工作组人员：“下去搞调查研究，要真的能够放下架子。只有几里的路程，不要坐汽车，也不要骑自行车，步行去最好。”他还提醒两位国务院副秘书长：“不要让保卫人员老是尾随紧跟。机关放电影，要和同志们一起看。不要事事和群众划界隔离。不然，闹得自己心情也不畅快。”
习仲勋要求随行工作组人员放下架子，与群众打成一片，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则，躬行自明，夙夜在公。
当年5月，在长葛县委扩大会上，习仲勋教育干部们要这样去走群众路线：“给农民讲话，要深入浅出，要让农民听懂，不要打官腔。群众要求急需解决的问题，你要真心实意地去办。譬如，眼下群众迫切需要干红薯叶下锅，需要豆腐渣充饥，你就要想办法办到，群众这才会把你当成自己人，当成知己，才会向你说出真心话。否则，群众把你当成领导，当成当官的，那你就什么也了解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