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到真实情况，习仲勋有了发言权。
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掷地有声地说：“公共食堂，只要群众不愿办，就不办!”
这厢办大食堂，那厢大炼钢铁。群众的锅，都被收走炼铁了。食堂一哄而散，一些群众连做饭的锅都没有了。习仲勋想得很细，说：“过去办公共食堂是全力以赴，但分散以后，不等于不管群众生活了。相反，应该更好地关心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他要求干部们：食堂解散后，要帮助群众解决铁锅、砂锅等紧缺炊具，想办法为群众找豆腐渣、萝卜缨等。
一天，习仲勋找到时任和尚桥公社党委副书记楚西酉，语重心长地说：“楚西酉书记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这连年自然灾害和人为‘五风’危害的困境下，要以菜代粮，想尽办法拯救人民群众，再不能让老百姓患上浮肿病或者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了。不然的话，咱们当干部的可是人民的罪人呀!”
当时在县委办负责新闻工作、现已83岁的李喜木对大河报记者说，有件事，他至今记得还特别清楚。有一天，习仲勋在樊楼调研得很晚。摸黑返回县城的路上，习仲勋听到叮叮当当的响声。循声过去一打听，群众在偷偷开荒种地。他说：群众开荒自救，应该支持。受此启发，习仲勋号召全县干部群众开垦路边、河边等“十边荒地”，种粮种菜;要求干部带头养牲畜、家禽和兔子，改善生活。
“在当时，个人开荒种地、养大牲口等，都是要被批斗的。习仲勋顶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号召大家做这些事。”时任宗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刘水柱说，“他这套‘组合拳’出招不长时间，我们大队145个浮肿病人的病情就好转了。全大队28个党员干部带头养大牲口31头。每户养3至5头猪，鸡鸭每人两三只，队队发展副业。很快，宗寨恢复了生产元气。”
二、狠刹“共产风”
和尚桥公社等“五风”严重，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将这些公社列为调查重点，并以此作为狠刹全县“五风”的突破口。
要整风，就得以实事当靶子。村村寨寨，留下了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足迹。
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调查发现：几年来，和尚桥公社占用和扒毁民房6170间，刮走各种农具、家具等5995件。公社办了个万头猪场，从各大队调了350头猪。盖猪圈的任务，也分到了各大队。并要求一天一夜建成。大队没有材料，就扒群众的房子。段桥公社占用社员70余间房屋、16户社员宅基，建了两个大院。除办公室以外，书记、委员、社长还都有一个很漂亮的宿舍。群众，却无家可归。古桥公社用了3天3夜，把白庄大队李庄村的320间房子全都给扒光了。群众气愤地说：“扒了民房盖猪窝，行善没有作恶多。”
——干部对生产瞎指挥，什么都要“一律化”、“规格化”、大兵团化。说是玉米能增产，就不准群众种高粱;说是密植能增长，种麦都得用五条腿的耧。事事都要大协作，什么都要统一行动。1959年，为了种麦，县委规定统一时间：“点炮为令”，一齐扎耧。为了统一种麦，有11702亩晚秋作物不熟就收了。1960年，为了种麦，干部命令群众一个晚上把烟叶全都打完。烟叶不熟，又没能力炕，大部分都沤坏了。
——讲形式，搞浮夸。锄地锄地头，上粪上路边;年年反瞒产，季季“整产量”，群众吃了“空头粮”。1960年闹起春荒：全县71个公共食堂断粮停伙，占总数的35%。
——文件滥发，许多县、社的领导被淹没在事务主义、文牍主义的汪洋里。1961年4月份，县级各部门下达正式文件68份、18万字，下达表格24478个项目，电话会开了17次。同期，县级各部门接到上级电话会28次，共计45个小时。公社党委同样靠发文件、下指标、开电话会布置工作。公社党委办公室有4个干部，整天填表。一张抗旱浇麦表，就有480个项目。一些文件是县委办公室干部起草而转发全县的，公社党委竟然不知道。上头一根针，下头万条线。大队干部应付不过来这些，群众生活很少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