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章说，抗战期间，由于父亲绝口不提工作上的事情，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后来见到他与国民党、汪伪政要时有接触，都怀疑金家凤已经“变节”。“印象中，父亲几乎从不跟我们谈工作上的事。我小时候常看到他在一张很小的字条上写字，字体非常小，他有时还要拿着放大镜写，从不让我们上前看，写好后又卷成细细的条状藏在身上，显得非常神秘。”
杨庆章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家人因为父亲复杂的政治身份，吃了不少苦头，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跟父亲关系不好。不过，杨庆章曾听父亲说过一句：“我之所以去上海参加汪伪政府，是有人派我去的，人证俱在，这事将来一定可以说清楚。”不料，接下来发生的事却令他的人生轨迹骤起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