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我得到通知，13日上午到曾家岩参加邓大姐重返周公馆的接待工作。记得13日是个星期天，一大早我就带着笔记本和两支圆珠笔赶到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我的具体任务是跟随邓大姐一行，负责记录邓大姐的讲话，因为按市里的规定，不准我们带录音机和照相机。大约9点50分，一辆考斯特面包车驶近周公馆门口停下，此时已81岁高龄的邓大姐在秘书赵炜的搀扶下，慢慢地走下车来，随行的有原四川省顾委主任谭启龙、重庆市委副书记于汉卿和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胡北淇等人。早已在此等候的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张莺、何冶和红岩革命纪念馆副馆长邓菱、王明湘等人上前迎接。抗战时期，张莺曾是孩子剧团成员，与邓大姐已很熟悉。
我站在离邓大姐不远的周公馆大门边上，在我眼中的邓大姐，依然和7年前那个夏天她在北京家中会见我和王馆长时一样，身体硬朗，精神矍铄。邓大姐走到周公馆大门口停步站住，慢慢地环顾大门四周，然后说：“六零年那次我没到这里来。”
原来，当时很多人都以为邓大姐这次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回重庆，其实他们不知道，1960年3月邓大姐曾经回过一次重庆，我们红岩革命纪念馆里有照片为证。当时因为工作和时间关系，邓大姐只去了红岩村，没有到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所以邓大姐在大门口感慨地说了上面那句话。因此，这是自1946年中共代表团离渝赴宁，邓大姐随之离开重庆40年后，第一次重返曾家岩50号周公馆。层楼依旧，井院未变，触景生情，但却一切皆物是景非。睹物思昔，往事如潮水般涌上邓大姐的心头。
邓大姐边说边往里走，不时停下来指着墙上的照片和里面大小天井的房间和墙壁，回忆着当年的往事。她特别讲到了防空洞、餐厅、会客室和会议室等房间的情况。站在后院大天井的中央，邓大姐指着东面的高墙，幽默地说：“墙那边是国民党住的，皖南事变时那边天天有人骂，我们不怕。他们骂得很厉害，想把我们骂走，我们偏不走，赖着!”最后“赖着”两个字，邓大姐是用重庆话说的。我们不禁都被邓大姐的幽默逗笑了。
周公馆底楼的房间邓大姐都看完了。到这里来，她是重返故里，旧地重游，根本用不着陪同人员的解说，反倒是不停地给我们讲着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补充着我们不知道的那些关于周公馆的历史知识。我拿着笔记本不停地记着，生怕漏掉了她讲的精彩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