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师后的言慧珠不仅在梅家抓住每一个机会向老师学戏，遇到梅先生演出，更是不肯轻易放过。1945年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复出登台唱戏。不管演多少场，言慧珠绝对是场场必到，风雨无阻。当时的剧场永远有一个座位为她准备着，待梅兰芳演出开场前几分钟，她才缓缓进场，永远扬着头，高跟鞋响着清脆的节拍，唯恐全场不知道“言二小姐”的到来。坐下之后，她往往先不看舞台，而是挺着脖子用眼睛向前后左右扫射一遍，接着抬起手理理鬓角，打开手包，用小镜子照着补妆，扑粉抹红，旁若无人。直到梅兰芳出场，她一下子如同变了个人一般，极为用心地盯着老师，决不放过每一个细节。言慧珠不时用笔记录，情到深处甚至不顾台下众目睽睽，极为投入地跟着老师一起比划，如痴如醉。这样执著专注的学艺精神，令言慧珠的梅派青衣几可乱真，加之其特有的女性美，更在梅派的基础上，独创一格，融会中西。可以说，言慧珠独有的现代气质使得那一时期的京剧旦角形象更为时尚化了。
面对弟子对自己艺术的执著追求，梅兰芳极为赞赏。但对于言慧珠喜怒形于色，大爱大恨、不顾世俗的“大小姐脾气”，梅兰芳也是极为忧虑的，他曾多次讲：“言慧珠演《巴黎圣母院》最合适了。”的确，言慧珠说话行事，从来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及对象，总是呼啸来去，旁若无人，说话又过于直爽，绝不顾及他人脸面，极容易得罪人。这样的性格也最终导致了她难以回避的悲剧命运。
公私合营
1949年5月27日，上海响起了震天的爆竹声。这一天，言慧珠一反常态，不施脂粉，穿着俭朴，打扮得如同女学生一般，兴冲冲地赶到了南京路，在欢迎解放军的群众之中，跟着大家一起扭起了秧歌，唱起了欢歌。她是由衷欢迎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的，但在新中国成长的风风雨雨中，言慧珠的强烈个性令她永远扮演着某种“低能儿”的角色。
建国初期，言慧珠依然幻想着能够和自己的老师一样，自己挑大梁，私人组班进行演出。她集编、导、演于一身，把《梁山伯与祝英台》、《春香传》等题材搬上了京剧舞台。接着，她组成了“言剧团”，带着新剧目巡回演出，取得了空前的轰动，单她一个人的收入就有好几万。
不久之后，我国进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新阶段”，戏班陆续实行“公私合营”。言慧珠盘算的个人组织班社的那一套完全行不通了。那时，像李玉茹、童芷苓等上海有名的坤旦已先后参加了上海京剧院，成为国家干部，每月工资在千元以上。政治上光荣，生活待遇也很好。万般无奈的言慧珠最终不得不提出申请，要求“国营”。她先后在许多国营剧团中落脚，甚至还曾来到北京，希望参加中国京剧院。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都没有得到重视。性格倔强、要强的她碰壁之后一度还曾有过轻生的念头，经抢救之后又再次回到上海，参加了上海京剧院的工作。
